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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它套用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题小作，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十七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我被承认的，主要只对应于某些作品，某个方面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今天早上，忽然写起来了。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没出息。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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