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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剔除不尽的肉,也在火中化为了灰烬。
粮群愤怒了,长嗥声在黄昏的空中凄厉地响起。骨头在广场右边燃烧。广场左侧,行刑柱上拴着两只羊,在狠群的嗥叫声里哀哀地叫唤。一只只狼在枪声里,倒在了两只羊的面前。这样过了三天,山上再也没有狠下来,燃烧骨头的气味也渐渐飘散。该是黄特派员启程的时候了,但他只字不提动身的事情。父亲说:“我们要忙着播种,过了这几天就不能再陪你玩了。”
黄特派员说:“这地方是个好地方!”
过后,他就借口害怕那些请求封赏的喇嘛们打扰,闭门不出。政府军士兵还把通向他住屋的那层楼面把守起来了。父亲不知该拿这个人怎么办。他想问我哥哥,可没人知道哥哥在什么地方。父亲不可能拿这种事问我,虽然说不定我会给他一点有用的建议。于是,他带着怨气请教我母亲:“你当然知道你们汉人的脑壳里会想些什么,你说那个汉人脑壳里到底在想什么?”
母亲只是淡淡地问:“我把你怎么了?”
父亲才发觉自己的话多有不得体。他搔搔脑袋,说:“那个人还不走,他到底想对我们干什么?”
“你以为他来干好事?请神容易送神难!”
土司就和太太商量送神的办法,然后就依计而行。这天,父亲走在前面,后面的人抬了好几口箱子,里面装了八千个大洋。走到特派员住的楼梯口,站岗的士兵行了礼,一横枪,就把梯口挡住了。父亲正想给那士兵一个耳光,通司笑眯眯地从楼上下来,叫人把银子一箱箱收过,却不放土司去见黄特派员。
通司说:“等一会儿吧,特派员正在吟诗呢。”
“等一会儿,我在自己家里见谁还要等吗?”
“那就请土司回去,特派员一有空我就来请。”
土司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连摔了三只酒杯,还把一碗茶泼在了侍女身上。他跺着脚大叫:“看我不把这个家伙收拾了!”有史以来,在麦其土司的官寨里,都是人家来求见。现在,这个人作为我们家的客人,住在漂亮的客房里,却耍出了这样的威风,不要说父亲,连我的脑袋也给气大了。我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可他却大叫着要人去找他的儿子,好像我不是他的儿子一样。
下人回来报告说,大少爷在广场上一出漫长而神圣的戏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上场了。
父亲高叫,叫演戏的和尚们去演戏,叫他回来学着做一个土司。这话一层楼一层楼传下去,又从官寨里面传到了外面。经过同样的顺序,话又从广场传回来,说是,场上妖魔和神灵混战正酣,再说,场上每个人都穿着戏装,戴上了面具,认不出来哪一个是我那了不起的哥哥。
麦其土司高叫:“那就叫戏停下来!”
一向顺从土司意旨的喇嘛立即进言:“不行啊,不能停,那会违背神的意志的啊!”
“神?”
“戏剧是神的创造,是历史和诗歌,不能停下来的。”
是的,我们经常被告知,戏剧,历史,诗歌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僧侣阶级的特别权力。这种权力给了他们秉承天意的感觉。麦其土司也就只好把愤怒发泄到凡人身上了。他喊道:“他以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吗?”注意,这里出现了国家这个字眼。但这并不表示他真得以为自己统领着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完全是因为语言的缘故。土司是一种外来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和这个词大致对应的词叫“嘉尔波”,是古代对国王的称呼。所以麦其土司不会用领地这样的词汇,馒是说“国家”。我觉得此时的父亲是那样地可怜。我攀住他的衣袖,意思当然是叫他不要过于愤怒。可他一下就把我甩开了,并且骂道:“你怎么不去唱戏,难道你会学会治理一个国家?”
母亲冷冷一笑:“未见得我的儿子就不行。”
说完,她就带着我去见黄特派员。父亲还在背后说,他不信我们会有比他更大的面子。
很快我们就回来说黄特派员要见他了。父亲吃了一惊,他看出母亲的眼睛里露出了凶光。麦其土司用力抖了抖衣袖,去见特派员了。两个士兵在楼梯口向他敬礼。麦其土司哼了一声算是还礼。屋里,黄初民正襟危坐,双眼微闭,沉醉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里去了。
不等土司开口,下人就把指头竖在嘴唇前:“嘘——”土司垂手站立一阵,觉得这种姿式太过于恭谨,才气冲冲地一屁股坐在了地毯上。
黄特派员面对着一张白纸,麦其土司觉得那纸就在特派员的呼吸中轻轻抖动。黄特派员终于睁开了眼睛,竟像神灵附体一样抓起笔在纸上狂写一通。汗水打湿了他额角的头发。他掷了笔,长时一口气,软在了豹皮垫子上。半晌,黄特派员才有气无力地对土司笑笑,说:“我没有银子送给你,就送你一副字吧。”
他把那张墨迹淋漓的纸在地毯上铺开,朗声念道:
春风猎猎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
已收麦其云间戍,更夺汪波雪外城。
麦其土司不懂诗词,更何况这诗是用他所不懂的异族文字写的。但他还是躬一躬身子,道了谢,并立即想到要把这张字纸挂在这间客房里,叫每一个客人都知道政府和以前的皇帝一样是支持麦其家族的。客房里还有一块前清皇帝亲赐的御匾,上书四个大字:“导化群番”。
现在,黄特派员就端坐在那几个金闪闪的大字下面。炉里印度香气味强烈,沉闷。
麦其土司说:“叫我怎么感谢政府和特派员呢?”
黄特派员就说:“我本人是什么都不会要你的,政府也只有一点小小的要求。”说着便叫人取来一只口袋。黄特派员不只人瘦,还生着一双手掌很小,手指却很长的手。就是这只手,伸进布袋里抓出一把灰色细小的种子。父亲不知道那是什么种子。黄特派员一松手,那些种子就沙沙地从他指缝里漏回到口袋里。土司问是什么东西。黄特派员问土司,这么广大的土地都种粮食能吃完吗?说到粮食气氛立即变得十分亲切了。父亲说,每年都有一批粮食在仓库里霉烂呢。
“我知道,你的寨子里满是这种味道。”
我这才明白每年春天里弥漫在官寨里的甘甜味道,竟是粮食悄然腐烂的味道。
黄特派员又问:“你们的银子也像粮食一样多吗?多到在仓库里慢慢烂掉也没有人心疼?”
“银子是不会嫌多的,银子不会腐烂。”
“那就好办了,我们不要你的银子。只要你们种下这些东西,收成我们会用银子来买。你就用刚夺下来的几个寨子那么宽的土地来种就够了。”
土司这才想到问:“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经常享用的大烟,非常值钱。”
麦其土司长吐一口气,满口答应了。
黄特派员走了。他对父亲说:“我们秋天再见吧。”
他把一套精雕细刻的鸦片烟具赠给了土司太太。母亲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她问侍女卓玛:“特派员为什么不把这东西送给土司?”
卓玛说:“是不是他爱上你了,说到底太太也是个汉人嘛。”
土司太太并不因为下人的嚣张而生气。她忧心冲忡地说:“我就是怕土司这样想啊。”
卓玛冷冷一笑。
土司太太已经不年轻了。除了一身华服,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人们谈起土司太太时都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可是她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听人说,我那个姐姐也很漂亮,可我连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好久以前,她就跟着叔叔去了拉萨。又从拉萨去了加尔各答。又从加尔各答坐在漂在海上的漂亮房子里到美国去了。每年,我们都会得到一两封辗转数月而来的信件。信上的英国字谁也不认识,我们就只好看看随信寄来的那一两张照片。照片上,远在异国的姐姐穿着奇异的衣服。老实说,对这个在服装上和我们大异其趣的人,很难叫我判断她长得是否漂亮。
我问哥哥:“姐姐长得漂亮吗?”
“漂亮,怎么不漂亮。”见我盯着他的不相信的眼光,他笑了,“天哪,我也不知道,人人都这样说,我也就这样说了。”两兄弟为远在异国的亲人开怀大笑。
没有人认识姐姐的来信,没人知道她那些长长的信主要是请求家里准许她继续留在英国。她以为自己会被突然召回来,然后嫁给某一个土司的儿子。这个人有可能成为土司,也有可能什么也不是。所以,她在我们读不懂的信里不断辩解。每一封信都是上一封信的延长。
从土司家出身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十分重要,我的远在美国的姐姐也是一样,好像麦其家没有她就不能存在一样。在麦其家,只有我不认为自己于这个世界有多么重要。姐姐不知道她的信从来没人读过,我们只是把信里的照片在她的房间里挂起来。过一段时间,就有下人去把房间打扫一遍。所以,姐姐的房间不像是一个活人的房子,而是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房子,像是一个亡灵活动的空间。
因为战争,这一年播种比以往晚了几天。结果,等到地里庄稼出苗时,反而躲过了一场霜冻。坏事变成了好事。也就是说,从我记事时起,事情的发展就开始越出通常的轨道了。
在麦其土司辖地中心,围绕着官寨的土地上,全部播下了鸦片种子。
播种开始时,父亲,哥哥,还有我都骑在马上,在耕作的人们中间巡行。
让我们来看看这幅耕作图吧。两头牛并排着,在一个儿童的牵引下,用额头和肩胛的力量挽起一架沉重的木犁。木犁的顶尖有一点点珍贵的铁,就是这闪闪发光的一点坚硬的铁才导引着木犁深入土层,使春天的黑土水一样翻卷起来。扶犁的男人总是不断呼喊着身前拉犁的牛的名字或是身后撤种的女人的名字。撒种的女人们的手高高扬起,飘飘洒洒的种子落进土里,悦耳的沙沙声就像春雨的声音。
湿润的刚刚播下种子的泥土飘散着那么浓重的芬芳。地头的小憩很快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女人们把一个男人摔倒在地上,撩起长袍,剥去宽大的裤头,把牛粪糊在那不想安分的东西上面。男人们的目标则是姑娘们的衣衫,要让她们在晴朗的天空下袒露美丽的乳房。
春耕时的这种游戏,除了使人快乐,据信还会增加地里的收成。麦其土司对两个儿子说,古代的时候,人们还真要在地头上干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情呢。
父亲吩咐人在地头上架起大锅,烧好了热茶,里面多放油脂和当时十分缺乏的盐巴。他说:“让他们喝了多长一些气力。”
两个姑娘尖叫着,从我们马前跑过去了,一双乳房像鸽子一样在胸前扑腾。几个追赶的男人要在我们马前跪下,哥哥挥挥鞭子:“不要行礼了,快去追吧!”
播种季节一过,人,阳光,土地,一下变得懒洋洋的。河里的水,山上的草便一天天懒洋洋地绿了。
大家都想知道黄特派员留下的种子会长出什么样的东西。
养尊处优的土司一家,也变得十分关心农事。每天,我们一家,带着长长一队由侍女、马夫、家丁、管家和各寨前来听候随时调用的值日头人组成的队伍巡行到很远的地方。罂粟还未长成,就用无边魔力把人深深吸引住了。我无数次掀起屁股,刨开浮土看种子怎样发芽。只有这时,没人叫我傻子。脑子正常的人们心里好奇,但却又要掩饰。这样的事情只好由我来干了。我把种子从土里刨出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