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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1）、拉巴尼（2）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在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注释】
（1）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2）Burhanuddin Rabbani（1940～ ），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
第十七章
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
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莱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莱照片上，这个带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
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他名字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爱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干，但他现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我梦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
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宝丽莱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拉家庭独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的邻居说那些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