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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是它！”我说，“在那边！”我指着一处地标，小时候，我常靠着它认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过去说，记得在我们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粉红色的房子。从前，附近只有这座屋顶高耸的房子是粉红色的。现在还是这样。
法里德转上那条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烟花在壮观的桥塔上方绽放，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敬礼，还有巨大的桥索射向天空。小乌龟在车上颠来颠去，我们拖着木车，沿红砖车道穿出锻铁大门，全世界的领导人起立鼓掌，我们报以敬礼。我们是哈桑和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无人可以匹敌的探险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们丰功伟绩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车道，太阳晒得砖块色泽黯淡，砖缝之间杂草丛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回忆起儿童年代，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当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摔倒，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病玉米之墙仍在那儿，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有数处已然整块掉下。草坪变成棕色，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很多年前，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滴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车道左边，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我们该走了，老爷。我们会惹人疑心。”他喊道。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我跟他说。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接着，我正要转身离开，“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里德说，他将烟蒂弹出车窗，“你还要看多少东西？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我说，“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出。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上汗水直流。我站着喘了好一会，身子一阵刺痛。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儿，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几乎将墓碑全然掩埋。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枝桠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我放下行李箱，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他带回四串热得响的烤肉，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