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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4）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5）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6）。”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
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7）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