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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我可慌了，此刻一位在办公桌上处理其他业务的先生，只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限时专送？”
我完全没有料到平信跟限时信是两个部门，我飞快地跑到拐个弯、大门在忠孝西路上的“限时专送”部，手里抓着那一张在平信部门刚填好的表格。窗口里的那位也是穿着绿衣的先生，低头看了我的表格一下，赶忙抬头，跟门口的一部已经发动了的绿色邮车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一边他本人也跑出来，要去阻止这一班邮车出发。
开车的邮务士听到了声音，也没关油门，只从车上下来，依言开了车子后门，拉出一个上面绑了注明有北投地区纸牌的帆布袋，这位先生把袋子径自打开整个地往地下一倒，一个大大的白底红框信封，就在浮面上，父亲沉雄开展的毛笔字迹赫然在目：“陈校长永康勋启”。
这一件事我没有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拿了证物，我向几位父执辈的朋友一一告状，请求奥援。不用说，父亲也吃几位朋友指责讽喻了一番，也只好闷声不响。但是我很明白，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然而又能去哪儿呢？很费踌躇。因为我这一走，此生此世，必然是永不回头了，一定要好好计划。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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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格的报复
父子二人似乎都避谈此事，彼此假作不知。可是气氛很吊诡，沉闷得让我透不过气。
事情并没有淡化，没过几天，在晚餐桌上，只有父亲跟我，姐姐那天不在家。父亲吃了一半，放下碗筷，并没有看着我，面孔是对着墙的：“你写信到日本，让人家别跟我结婚，我都知道了！”
听得出，他是强压着愤怒，一字一字说的。这个儿子的作为，已经让他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限。
我知道这几年颇有几人鼓励他再婚，多半是男性的友人，反对的也有，多半是女性的堂客。但是姐姐跟我都长大了，真的无所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姐姐反对过父亲再找一个太太，那时太小，太不懂事，怪只能怪刚刚看过卡通影片《白雪公主》，见识了那个拿毒苹果给公主吃的后娘。但是到了如今，真的还有点巴望他早日再婚，年过六十的父亲，有人照应总是好的。父亲一生只有一年多的婚姻生活，长年不交女朋友，虽然也有仰慕他的女性。他全部的生命就只有学术，到了晚年，想要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姐姐跟我早就有此共识。我私下还觉得他的某些古怪，是不是跟没有正常的家庭有关？我怎么可能去阻止他的婚姻？
我当然否认，然而父亲死心塌地地认为我干了这一件事，语言的辩解已经毫无作用，只让他的情绪更加火爆。
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
父亲早年负笈东瀛，在那个时代，日本女子他当然见过，到了他婚姻失败，他起初没有在意，几十年后却有了成家的意愿，但要找谁呢？年岁已高，谈情说爱他年轻时大概就不擅长，何况此际？倒是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年纪也不很轻的日本女士，那再好不过了。这种种我从旁只是点点滴滴地知道，由于家人彼此之间欠缺对话沟通，彼此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交换过。换成现代家庭，几分钟的讨论就可以顺利通过。
然而父亲一口咬定捣蛋的是我，目无长上，手段阴险，罪大恶极。
那样的气氛中，我根本就不会想在这个家留下去，恨不得早早离开，目前只是在忍辱偷生。除非人格分裂，我不可能去管父亲的事情，他成不成家，至少与我无关。那个年龄的少年，更不会对这些事有特别的兴趣，自己活在新鲜奇幻的世界中，爸爸要结婚，远不如一场动人的电影来得重要。
父亲的怒火难消，有一天，他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收得干干净净，连当时必不可少的蚊帐都摘了去，他是在逼我走。
姑妈在黑夜里为我设法补纱窗，让我不至于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眠。
我在遭遇父亲多少次责打之后，从来没有恨过他，一点都没有，只觉得他是个好人、好学者，一直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的出类拔萃，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然而，在当时，我却无法理解，怎么可以那么样地冤枉我？为什么那么样地要置我于绝境？连一点辩解的空间都不给我？我们可以永不见面，但怎么可以这样不明不白地分离？
我设法抄到了那位日本女子的通信地址，几乎怀着要她救我一命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称赞父亲是个好男人，也代表姐姐欢迎她。我也跟她说，我们都已长大，很快就会离家，谢谢她肯照应我们的父亲。
过了没有多久，我偷偷读到了一封依然写给父亲的、从日本寄来的信，虽然用的是我不懂的日文，其中的中文还是可以让我猜出一点意思，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很容易识别：
“谢谢国光的第二封信。……”
再明白不过了，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写信给她，阻止父亲与她的婚姻。这位日本女士到底也没有跟父亲成婚。成年懂事之后我想，只要有一点脑筋，她就不会嫁给父亲。马教授的家庭太复杂，还是不要沾惹比较好啊！父亲去世之前，我们早就是一对再要好不过的父子了，但我从未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如此错怪我，使得父子一如仇雠，逼着他面对他当年那个太离谱的、再也无从补偿的错误，我做不到。
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父亲要离家去欧洲，有一段长时间的研究讲学，他出国之前告诉我，要我在他回国之前滚出去。我听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高中二年级，偶尔，下课的时候，看一眼许多在教室外打打闹闹的同学，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幼稚啊！但是好幸福啊！那种感觉里，并没有一点得意，反而另有感触。我已经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不料，就在父亲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家里出了大事。
我们家的人口不算少，大大小小，包括姑丈姑妈跟六个小孩，九口之家，靠的是父亲一份微薄薪资，还有姑丈在石油公司当一个雇员的收入，以两个人很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我总是陪伴着姑妈买菜跟提菜篮的孩子，家道艰难，我天天亲眼目睹。那一阵子，我们家长久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找得出。菜摊子的账总是赊欠着，到父亲跟姑丈的薪资到手，姑妈总是把钞票数来数去，分作薄薄的几份，一下子从这边这一份拿一点到那一份里，又从另一份里拿一点到这一份里。她只能还一部分的欠款，所以，发薪日那一天，所有的钱又分光了，家里依然一文莫名。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吃饭大多只有一道菜，却分作三份吃，一份是父亲跟姐姐和我，一份是姑妈跟他们的四个孩子，另一份，是姑丈独自一人吃的。
姑丈在暗暗的、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厨房里吃饭，这样有多少年？都不记得了。开饭时间到了，姑丈便自己到厨房里把小盘的菜饭吃了。自来自去，无声无息。
他们夫妻反目，等同陌路，已经有十几年了。
姑丈原本家境优渥，却因时代的动荡，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具有留日留法的双重硕士学历，这在当年，可谓十分罕见。东北人本来就通日语，他又精通法语，但在那个时代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当年留法的人，很多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也不例外，刚刚新婚，就跟姑妈说，婚礼就是搭公共汽车也可以的，搞得新娘子非常不痛快。他在青田街院子里养过鸡，但是几次鸡瘟，让他更陷窘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又费了好大的事，才谋得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缺，收入少得可怜。一家子寄人篱下，我想父亲也不会欣然接纳，而姑丈的感受更是窝囊。后来他就变得成天到晚念念叨叨，没完没了，渐渐地，又老是夹了个口头语“他妈的”，想就知道，谁受得了？其实，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个病人。
那几天他感冒了，我们虽然早已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在我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他独自一人靠在客厅沙发上喘气，微曙中侧面的剪影，灯也没开，时不时地长吁短叹，显得很辛苦。他每天自己去邮局边上的普仁诊所拿药，诊所里王义德夫妻都是医生，也是东北同乡，跟我们家很熟，我们都以叔婶相称。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王叔主动到我们家来，一直进到我的榻榻米房间，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
“国光啊，你姑父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轰然一惊，接着想，冲着我说这话，显然我得准备当家了吧？
接下来，大家就想法子把姑丈送到了台大医院。家里一毛钱也没有，我就跟一位单身在台的菲律宾华侨同学丘汉文，还有一位初中同学邹翘海的父母商量，借了点钱，应付必要的开销。到后来他们都坚持不要我还钱。多年之后知道了，姑丈得的应该就是猛爆性肝炎。
姑妈至此才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侍候了三天，姑丈终于还是大量吐血而死，几星血点还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断气时，也只有姑妈跟我在他身前，眼见他吐了最后一口长长的气，终于撒手，得年仅仅五十八。
姑丈出身于当地县城的首富之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带着佣仆。他是一线单传的后代，早年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学的是政治经济，在那个年头，就分别拥有日法两国的硕士学位，听他说话，书是读得很好的。大时代的大动荡，把他的命运推到了完全的未知，要不是应父亲之邀，他可能不会来台湾，想来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