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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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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文人小说下载。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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