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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浩沉思片刻，斩钉截铁地说：
“不用，不用”。但却又问周剑非：一他对你说了什么？”
周剑非依然将声音压得很低说：
“也没有什么，他说从找谈话的对象来看，考查组这一段在集中了解农村工作问题；还有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考察组内部有分歧。”
赵一浩“哦”了一声，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周剑非提供的信息很重视，但随即却说了一句“管他哩！”便把这件事的议论结束了，然后说：
“我差点忘了，我和苏翔同志商量好了，明天上午开常委会研究三江市长人选，卫亦前不是打电话来催了？他们马上要开人代会，不能再等了。”
这本来是周剑非早上打电话提出要快办的急事，他现在却又犹豫了，指指那封信说：
“要不要等他们的态度？”
“等什么，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嘛！”赵一浩毫不含糊地说。
常委会于第二天上午举行，十一个常委除黄人伟副省长有急事请假外其余全部到了。赵一浩问苏翔，黄人伟有什么急事，苏翔回答说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其实．他们二人心头都明白，黄人伟很大的可能是有意回避。
这次会议共讨论了四个干部，陈一弘的任命决定却足足占了两个钟头。考察情况是由吴泽康汇报的，他带了一厚本材料，最初却只简单地谈了考察的结论性意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考察过程中也有不同意见，都澄清了。”就这么一句便匆匆打住。也许这是组织部门的常规，却引来了与会者的议论和不满。三江的市长人选问题已经纷纷扬扬，早已吹进了常委们的耳朵，说起来就这么简单，是叫我们来讨论还是来表态？会议主持者、省委书记赵一浩看出了大家的情绪，他将脸一沉，说：
“这是常委会，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你们将考察过程中听到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通通谈出来，好让常委们分析、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
他觉得言犹未尽便又借题发挥地补充了一段话：
“顺便说说，无论我们每一个常委自身和省级机关的工作部门都要牢固地树立一个观点：省委的决策机构是常委会，只有每个常委都充分了解情况，充分发表了意见，包括同意或反对的意见，才能正确体现民主的原则。常委会决不是表表态、举举手，大家跟着书记的感觉走的形式主义机构；当然也不是无休止的扯皮，什么事都行不成决议，或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毫无权威的机构。只有在大家充分了解情况，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才能尽可能避免决策的失误。”
似乎该说的都已说完了，出乎众人的意料，他又认认真真地加了一句：
“如果我个人在会前对这件事表过什么态，那只是个人意见，绝对的个人意见。”
省委书记发表了这么一通看起来似乎是题外的话，在坐的听众却觉得很实在，很有针对性，因而也很受听。
周剑非回头对吴泽康说：
“你将考察过程中的情况详细向常委汇报，材料带来了吗？”
吴泽康点点头，翻开了面前那厚厚的一册打印稿，看来他的备用件是带对了。
吴泽康于是翻开那厚厚的一本材料念了起来，其中对黄人伟副省长的意见也全部照念不误。
吴泽康的汇报引起常委们的很大兴趣，不时有人插问，特别是“巧夺人妻”一节引来了纷纷议论，但没有争论，组织部的调查对此是否定的，参会人员对此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省纪委书记说：他们不断地接到类似的所谓揭发信，大部分查无实据，有些信一看就知道是在编聊斋。似乎有了一种规律，哪里要提拔干部，哪里的控告信就来了，内容大体是两条：贪污受贿、男女关系。他还说控告陈一弘的信他们也收到过，因为组织部正在考察，他们就没有过问。
由于没有不同意见，陈一弘的任命顺利通过。市委副书记由省委直接任命，市长作为建议由三江市委提交市人大，省长苏翔还表示，黄人伟副省长那里他去向他解释，不过，冯唐的安排问题也要及早考虑。
于是会议又扯到了冯唐，参加会议的十个常委大凡认识冯唐的都对他有好感，自然也都主张调出来提拔。周剑非将他们的打算说了一下，大家没有意见。这就算是常委会作出决定了，只等找到位子便可发通知。
最后省委书记赵一浩发了言，他说，由于遇到了争论和告状，三江市的市长人选考察时间拖得长了一些，但也有好处：扎实、可靠。大凡有争议的干部，往往就是有本事的干部，无非是得罪了人，告他几状，造他一点舆论，叫他上不去。这大概也是一条规律吧？我们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不上那些以诬陷他人为职业的人的当，大胆保护被诬陷的干部；大胆使用被诬陷的好干部，不要怕别人说你“包庇重用坏人”。只要我们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心中有数就不要害怕，就要挺起腰顶住！上下左右有误解有疑问，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做解释工作，不要别人一声吼，你就吓得往后走，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了。敢不敢提拔使用有争议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这是对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能否坚持原则的一个考验。要让“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这种恶劣现象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干净。
他还谈到省级机关一些人反映陈一弘架子大的问题，他说：也许这正好是陈一弘的一大优点。你下去搞调查，该他汇报他应该汇报，该配合的要配合，但为什么要求人家前呼后拥，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呢？这正是我们省级机关要改变的作风，不是人家的缺点！
赵一浩谈这一段话时语气平和，实则严肃。“听众”则表面平静，内心沸腾，各有所思。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清楚赵一浩的话其针对性不仅是省直机关的厅局长，首先是他们这些常委们。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内心的反应也就各不相同。
就拿省长苏翔来说，长期处于权力顶峰，受人尊敬惯了，总是受不住冷落的。就在两年前吧，他去松岭地区检查工作，那时的松岭地委书记正是现在坐在他对面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剑非。他到达松岭的那天，正好周剑非在一个边远的县里解决一件因争水而引起的群众纠纷，他接到地委办公室的电话说省长今天中午要来。他便立即给在家的专员打电话，请他在家先接待，他晚饭之前一定赶回来。
苏翔一行于上午十一点半到达松岭，当他看到迎接行列中几大班子的一把手都已到场，唯独没见周剑非时，便觉得受到了冷遇，顿时火起，脸色也就变了，冲着专员问道：
“小周呢？”
专员回答说：
“他在县上处理一件事，下午赶回来。”
苏翔把脸一绷，声音提得老高，说：
“打电话告诉他，就说我苏翔来了，叫他马上回来，我要听他这个地委书记的汇报。”
专员连声说了几个“是”，立即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
苏翔似觉言犹未了，便又当着众人的面说：
“我还是省委副书记哩，地委书记就觉得可以不来见我了？”
专员一听言重了，连忙作解释，说：
“剑非前天就下去了，今天一早接到省长要来的通知，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给我来电话说在县里交待一下马上赶回来。绝没有别的意思，请省长不要误会。”
听专员如是解释，苏翔的气才消了。他的脾性如此，那肚子里的气来得快也去得快，“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他当即哈哈地一笑，说：
“说清楚了就行，我还以为你们松岭立了什么新规矩，我这个省委副书记，省长只能由地委副书记、专员出面哩！”
在坐的人都被省长的幽默逗得哈哈地笑了。一笑之下也就“泯”了“恩怨”。
结果是周剑非提前两个钟头赶回地委招待所，专员的汇报已接近尾声。他只赶上补充汇报了半个钟头，晚饭时给省长敬了两杯“五粮液”。当然，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和专员一道寸步不离地陪着省长跑了四个县，还看了周剑非夫人所在的茶科所，品尝了他们的“清明茶”。至于那天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之事，谁也没有再提起，省长没有提，他周剑非和专员也没再多作解释，好像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
各人肚子里都有一本经，如果在坐的十个常委都把自己的“经”端出来，那就精彩了。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借用这句话也许并不恰当，但常委们至少大多数常委，当然，也应该包括是常委或不是常委的副省长们，在这方面是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了的。对于北京的来客，部长、副部长们自不用说了，司长、副司长们到来，分管的常委或副省长可以说都做到了热情周到四个字，甚至来了处长或什么经办人员，只要是来自要害部门，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能屈尊接待。多礼固然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但也有其最现实的意义：项目、投资、贷款、救济等等，等等，往往伴随“多礼”而来。相反，也往往伴随少礼而去。反正是为了工作，何乐而不为之？至于这样那样的规定和限制，为了工作都可以灵活执行的，“不要太书生气十足了”；“不用公款请客，我私人请得起？又不是为了个人有什么好处”！
如此等等，谁来判断这类公案的是与非？
自然，常委和副省长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感情投入，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并非纯粹公对公，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就拿一个处长之类来说，官职虽小他却要返天庭报奏的，也许他可能向司长乃至部长汇报，说好说歹就全凭他的印象了。而这印象又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得好：一半凭工作实绩一半凭接待热情。这种对半开还算是公平的了。谁像陈一弘那样书呆子作风，差一点连升官也成泡影！
扯得太远了，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常委会议室来。通过了陈一弘的任命之后，话题也自然地转到了冯唐的身上。
吴泽康还特别汇报了黄人伟副省长那些个性突出的意见，但他将它抹平了，只简单地说：黄副省长的主张是冯唐当市长。这也算如实汇报，因为实质就在这一点上哪。当然，黄人伟对组织部的那番带有很大情绪的话，也许是出于顾全大局，也许是觉得没有必要，吴泽康在汇报中省略了，周剑非作补充说明时，也没有涉及。
赵一浩在吴泽康汇报的过程中也插了话，介绍了他和钱林谈话的要点以及钱林对冯唐职务安排的意见。
对于冯唐调到省级机关提拔安排，与会者又都表示赞同而且觉得应该，希望组织部早一点安排。省长苏翔还再次表示：黄人伟副省长的工作由他去作，他还建议组织部不用再去找黄人伟解释了。
至此，闹了很久的三江市主要领导干部的调整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就等着履行法定手续了。
换句世俗的话来说，三江市的权力再分配虽然经过若干波折，总算协调处理成功，达到了皆大欢喜，至少可以说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各个方面，自然是指省市两级的各个方面包括在职和不在职的关系者在内。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无怪乎关系学要成为一门极为深奥而难于掌握的学问了。
正因为如此，作为组织部长的周剑非在大功告成之际还觉得有点不放心，在常委会结束时，他单独留下向省委书记赵一浩提出：他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