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嗣裎难С霭嫔绲募讣读斓迹ㄍ踔略锻尽⑽ぞ送尽⑼腊锻径伎戳耍恢峦獍颜獠啃∷盗腥胨堑某霭婕苹⑶姨岢隽诵薷囊饧嫖仪肓舜醋骷佟Ｎ液芸彀迅遄痈耐辏霭嫔缃涣巳ァ�
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便让我写“交代材料”。（必须说明，人家说不是交代材料，只是为我好，什么事总是说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时笔头勤快，每天都记日记，便把几月几日上午在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下午又到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后来，听安徽的朋友说，曾有人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先后走了两遭，详细探查。结果大概未曾发现有什么阴谋活动，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了。至于那“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是否销毁或者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后，倘若我的作品还有读者，倘若还有人有兴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说不定会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珍贵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人说，《万年青》里一个支部书记名叫江春旺，一个生产队长名叫邓万举，这部小说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这真叫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了。我写的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中国农村很多是两大姓或几大姓。我写的这个村子里，江、邓两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姓邓的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能这样地“联想”呢？万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邓万举也不是“走资派”，要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后来，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这可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却通知我停止创作假，限期上班，否则停发工资。我向出版社告急。出版社小说北组负责人李景峰同志、责任编辑孟新禄同志忙去说情，并作检讨，检讨他们没有给我办续假手续，是他们的过错。（其实，从来没有人说过需要办这类手续，都是满口支持这个人去写小说的呀。）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效。一九七七年四月，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资开始停发。
就在停发工资的困境中，我写完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接着我写了《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有不少人问我：“《人到中年》里有没有你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前我总用“外交辞令”含混过去。现在还是说出来吧：当然是有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是啃两个冷烧饼，就一杯白开水，伏在三屉桌上写东西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温暖的。很多相识、不相识的同志为我抱不平，在这样那样的会上替我呼吁。还有不少同志为我四处说情，希望有关方面收回成命。我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始终铭记在心。有时，我也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向人借贷而烦恼。有时，我又觉得很难理解。当时一些干部支持这个作者深入生活，继续写作是对的，怎么又出来这么档子事儿呢？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