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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德鸿
如果你是知青，这部小说将伴你回到那并不遥远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知青，这部小说将带你走进那极其遥远的地方。
——题记
内容介绍
右派分子白基兴的女儿白晓梅与工人的儿子李卫东自幼青梅竹马，1969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与同学马聪明、侯成宝、游清池、吴莲英、王莉莉一起，到山区插队落户。不久，白基兴与儿子白小松也被遣送农村插队落户，和女儿在一起。
在农村，知青们经历了种种生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磨难，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也走过了一条从狂热——盲动——怀疑——抵触——抗争的道路。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约束，他们的不满与抗争只能是一种极端压抑下的发泄，无力也无奈。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回城一条路。
为了回城，知青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从拉关系走后门始，继而补员招工，办理病退，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到最后的大返城，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喜剧。
本小说以较为生动翔实的一个个故事情节，表现了知青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以及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并结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背景，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做一番全景式的鸟瞰。
序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作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而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不断改变的今天，人们的主要精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无暇回想当年的往事，因此，那一段悲怆的经历也似乎越来越为遥远了。
然而，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毕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空前绝后的运动。在这期间，中国共有一千七百万人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从生产建设兵团到边远山区的生产队，到处都有知识青年在接受“再教育”。他们被迫从头学起，以适应艰苦的环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也被加以改造，以便最终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状况更为严酷。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造成人心浮动，精神紧张，工作涣散，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民众收锐减。人们付出超常的劳动，而所得的报酬却难以填饱肚子，更不要说其它奢想了。在这种饿着肚子干革命的艰苦岁月，土生土长的农民已经难以忍受，而从城市来的知青，其处境的艰难，更是一片悲凉。知青们为了生存，为了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而付出的精神上与肉体上的代价，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所能完整表达的。他们的遭遇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特别是在这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所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世界因此而封闭，而停滞，那么，这些年青的知青也许会像撒在荒野的草籽一样，自生自灭，同所有的野草一起，最终化为泥土。
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政治思想上的强行封闭无法阻止人们心灵里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残酷的现实呼唤起人们对封闭的反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是把这种禁锢人们思想与肉体的政治行为冲得肢离破碎。
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就不断会有更新，有更新就需要补充，这是事物遵循的必然规律。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由于一部份人员年老退休以及其它原因所余下的岗位空缺，这就为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军队征兵，也需要人员充实。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上山下乡满两年的知青，政治条件合格，各方面表现好的，经贫下中农推荐，可以进工厂，可以上大学，可以参军。也就是说，可以永远脱离已被视为绝地的农村，过上美好的日子。这些规定的实施，无疑使几乎变成死水一潭的上山下乡运动激一股冲天巨浪。幸福与苦难，城市与农村的天壤之别，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回城的希望之火在枯焦了的知青心中点燃了。
然而，希望的火花并非照耀宇宙的长明灯，知青们的幻想很快被严峻的现实打碎了。由于知青人数众多，而所能提供的回城的数额极少，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这有限的数额控制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手中，成为干部子女的专利，并一阵风似地返回城里。作为普通老百姓子女的大部分知青，只能望风兴叹，可望而不可及。
事情并非仅此而已。回城的诱惑促使许多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达到目的；而掌握招工、招生大权的一些干部，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交易在暗中进行，并迅速蔓延，由此而产生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行为：拉关系、走后门成风；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为时尚；更有一些道德败坏的干部，以回城为诱饵，大肆奸淫女知青。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共产党数十年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来的威望，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怨声载道。
中共中央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发布了（７３）２１号文件，传达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并对上山下乡运动以来的有关政策做了调整，从重从快地打击那些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分子。这场大规模的“打击犯罪，保护知青”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迫害知青的行为被有力地扼制，知青的待遇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知青与社会的矛盾，也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知青仍然需要为自身的生存付出艰苦的努力，并且所有的努力都只为了一个目地——回城。
一九七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国内的形势正逐步从混乱走向有序，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饱经风霜的人民开始过上较为平稳的生活。但是，国家政策的重大改变，并没有给那些尚留在农村的知青带来实际意义上的好处，而且，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吃饭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们。他们当中最长的已经在农村住了十年，他们的青春已经遗失在那里的土地上，他们的前途依然一片灰暗。
对于这种状况，人民大众有目共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极为关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成了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道急需解决的难题。是坚持这种以千万知青的青春为代价，建筑起一个空想的政治蛰楼呢？还是脚踏实地，顺应民心，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人们在等待着。
终于，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决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通知各级党委：“知青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才能搞好。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问题。”
通知发出后，全国迅速掀起了知青返城的高潮。除少数自愿或有特殊原因的知青留在农村外，基本上都回到城里或作了妥善的安置。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重重地划上了句号。
回首当年，满目辛酸。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那些刻骨铬心的往事，也是每一个曾经经历过这场运动的知青所无法抹去的，并将成为永久的记忆。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也会永远记住这一切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一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当我们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未来的时候，我们坚信：历史不全重演，明天会更加美好。
郑德鸿
献稿记
2001年3月16日，秉谦与漳州市图书馆馆长张大伟一同来到店里，相互介绍后，张馆长将一本由市图书馆出版的《漳州掌故大观》赠送给我。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及对漳州文坛的关注，而且三个人都当过知青，使得我们有了许多的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融洽而开心。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我所撰写的长篇知青小说《那里并不遥远》。
谈起这部小说，我的心中顿时充满自豪，尽管这部小说并没有印成书，而是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但影响的深远与广泛，却是纸质的书所无法比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文学与历史上的价值将日渐显现。我谈起当初创作的动机，谈起写作的艰辛，谈起写成后为如何出书的烦恼，谈起最后毅然在网上发表的气度。谈到如今只需上网进入文学网站黄金书屋，或是在新浪网等中文搜索引擎上键入书名，便可看到这部小说，以及众多的文学网站的转载，由此所得到的社会承认，无不令我心潮澎湃。
正当我侃侃而谈时，张馆长问我能否将手稿献出，由市图书馆永久收藏。因为他们为抢救和保存漳州地方文献，开发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源，正在征集有关资料，文学类作品的手稿，也在征集收藏之列。
我顿时怔住了，张口结舌的竟说不出话来。尽管我知道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它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文字史料，文稿能被收藏，对于作者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一点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在我的内心里，我早已把这手稿当做我的宝贝，并且层层包裹，准备留给后代。毕竟，这部小说凝聚了我多年的心血，在长达四年多的创作过程里，那一千三百多页近四十万字，是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的恒心，是无法完成的。而且，由于这部小说是在网上发表的，不像那些印成书的，可以要多少有多少，这手稿便更显弥足珍贵，更让我难以割舍。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见我犹豫，张馆长说如果实在为难，可过一段时间再说，并说由国家收藏比个人收藏意义要大得多，而且收藏条件好，捐献手稿也是一种奉献。
我完全理解此中的意义。并且，我深知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既然我已经无偿地将小说上网，既然献出手稿是一件有益的事，况且，我一直认为，虽然我拥有这部小说的著作权，但这部小说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整个世界，那么，我又有什么理由硬要把手稿留在家里呢？
我不再犹豫了，我毅然地说，我把手稿献出来，现在就献。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突然感到，这一刻对我来说，如同答应把女儿嫁出去，那倾注了多少关爱的手稿，何尝不是我的孩子？只是如今长大成人了，却要离开家了。
对我的这一举动，张馆长与我一样激动不已。毕竟，这一转变来得太快了，只是那么短短的几分钟，似乎太容易，但又是那么的不容易，折射出来的是我那漫长的心路历程。
我当即把手稿拿出来，交给张馆长。那是用铅笔写在小学生作业本子上的，有几十本，厚厚的一叠，系初稿本。另外，还有一份用钢笔写在稿纸上的，是修改后的正稿，但因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