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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气熏庙堂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跑马占地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