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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就花去500万元人民币，展出3天，观者达1万人，门票收入700万元。展出的商品更是价值连城——2。5亿元的豪宅，2亿的珠宝以及50万元的狗项链……连名模孟广美都惊呼：“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展览，所以没怎么准备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那种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自惭形秽。”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几人消受得起，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为奢侈品消费这根刺激百姓神经的“刺”而辩护：有媒体说，不能因为不少人看不起病、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拒绝奢侈品。因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览只会失去与国际高端展出活动联系的机会。对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评，实在是用正确的枪打错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财富来源正当，谁也无法强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标准去消费”。
不知，拥有这般渴望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的热情，是上海的“进步”，还是这座城市里普罗大众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万人（2008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有多少人消费得起上述昂贵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更直观地比较一下：
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为15641元人民币，约合2306美元。如果和纽约最富有的曼哈顿区相比，这种悬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曼哈顿区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周薪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万美元。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纽约有的高级货都搬到自家屋里，贴得满屋子黄金，但代价是住在屋里的人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为摆在面前的好处是赤裸裸的：高力国际发布2009年春季全球商铺报告，指出上海首次晋身全球商铺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优质街铺租金虽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达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这一租金水平在亚洲区内最高，在全球则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铺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节节攀升。
事实一目了然。赚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这座“黄金屋”的最高目的。
所以，2009年7月，红火了7年的静安寺商圈的伊美时尚广场，闭馆装修。该购物广场于2002年建成后逐渐成为人气颇高的地下商场，一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有关人士认为其经营风格和商品种类与周边高端大气的商业氛围不符。为此，在将近300家商铺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学生族的商铺将被逐渐淘汰，而变身为面向白领人群的中高档零售商场。对于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担心，“静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脱离平价路线，静安寺商圈会不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呢？”
而这种担心也同样适用于上海本身，这座越来越高端、昂贵的城市，是不是离平民大众越来越远？也许某天一觉醒来，你悲哀地发现，这座昂贵的“黄金屋”再也无法让你诗意地栖居。
3。金融大都会
在中国作家中，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的陈丹燕，评价说：“上海在日益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都市，并恢复它从前的经济城市的拜金传统。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事实上，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于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的确认，这座城市将和资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资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说，在有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带来很大的祸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了钱就能满足一些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能够帮助建立城市内在的成功机制。因为这些原因，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明白，不是资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显然，如何赚钱并花钱，是上海需要不断学习的本领。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设成就背后，可能已经存在了诸多问题。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这次浦东的大规模开发，被《建筑上海》一书的两位作者爱德华·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认为是“一个被错失的巨大机遇”。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杰夫·代尔则表示支持这一结论，“将上海描绘成新模范城市的宣传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一个年代，两位作者对上海当代规划的尖锐批评，可谓一剂苦口良药。”
杰夫·代尔说：“与外滩隔岸相对的浦东一隅被指定为金融区，但市场行为主导了浦东其它地区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价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收益使上海的财政‘钱包’鼓了起来。”
“其结果是，一群风格前卫、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从远处望去颇具震撼力，但却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块上，彼此缺乏关联。现代中国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对于一些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细微之处，却有些粗心大意。在这片金融区周围逛上一圈后，你可能会发现八条车道的大街上，人行横道寥寥无几。在一个似乎事事有规划的国家里，浦东令人惊讶地缺乏整体规划。”
过分追求速度，缺乏经验，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错误。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金融”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金融”已经在主导整个世界。短短一条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不会弱于美国白宫，很多城市为了争取“金融中心”的位置，处心积虑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战争》）。
上海有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并誓与纽约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年6月的一个洽谈会上不经意地露了底，他专门分析上海与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对于处于同一区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香港，则只字不提。随后，屠光绍又会见到访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交流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发布。在入选的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处于金融中心成长发展的繁荣区阶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八（纽约、伦敦和东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长发展”这一分项上，上海毫无争议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后危机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表现令人瞩目。但除了“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等方面的落后亦提醒公众，从陆家嘴到华尔街的距离，远不是报告排名反映的那么接近。
屠光绍也毫不讳言上海与纽约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设不行。屠光绍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税收、信用这些法律体系有差距。二、国际化程度不行。屠光绍认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金融聚集稍微多一点的城市，离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方面还远远不够。三、市场化程度不够。屠光绍指出，上海在建设过程当中对怎样发挥主体的作用，主体怎样创新发展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特别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与伦敦、纽约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五、金融信用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不过，在上海兴致勃勃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提出了异议。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就提出质疑：中国有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另一个指的是香港）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无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和现实来看，至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无两个旗鼓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存并立。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政府说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传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时，他列举了德国，其陷入八个国际金融中心并立竞争的混乱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第二，从中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建“合作双赢”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尚无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带有半计划性或较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第三，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建的战略考量而言，现时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完全必要。蒯辙元认为中央匆匆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考量。而他觉得香港经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为此另起炉灶。
事实上，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建立一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妨换（W//RS/HU）个角度重新审视。如果上海于2020年如愿以偿，成为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之都，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这时，就不得不提及，已经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交通、贫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种超级城市病。
以纽约、伦敦和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为例。“与它们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纽约首当其冲成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伦敦紧随其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扛旗者，香港应声起舞，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地。直至今日，尽管美国疯狂印刷钞票以求自保，纽约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国财长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绞尽脑汁，但伦敦还是游行四起；更惨的是香港，梦魇缠身”。
也就是说，一旦上海更加依赖“金融”发展，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将对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远的伤害，且避无可避。
“不仅仅是这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还包括其他许多城市，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亚洲城市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欧美城市模式，城市化过程都没有摆脱金融资本极度膨胀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困扰（如20世纪3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