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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广东（广州、深圳）在企业形态上与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广东企业多以民企为主，北京是以国企居多，上海则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国企的“后台”硬，同样，也不敌外企的资金雄厚。企业的性质直接关系着人的工作状态，在民企居多的广州与深圳，人所面临的竞争相应就会高于待在国企与外企。
如今，广州与深圳的机会已经远不如从前，再加上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要求更高，竞争就更加激烈。
第四章 骑楼里的过客
因为追逐梦想，我们离开故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这个地方有着与故乡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但是，总会让人“水土不服”。
深圳，因为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来自全国天涯海角的人们也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差异；因为没有乡土社会的“宗族”关系，人与人之间没有交集；因为工作认识的人们，带着利益纠葛，平添竞争；因为没有城市核心价值，因此人们总容易迷失……
广州，因为有着悠久深远的“粤文化”，从粤语到粤菜到人际相处都是本土的，因此，对于外来者是天然的屏障。人们很难融入广州的社会，而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防备”与“敌对”……
广州和深圳对于很多人而言，就像一个驿站，只有回忆缺乏深情的地方……
1。陌生他乡皆“过民”
广州对于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感觉会非常“强烈”。你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和格格不入。这座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现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难免有种不安全感，吊诡的是，造成这种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两旁的树。特别是晚上，娑娑的树影让人提心吊胆，生怕那茂盛的树背面突然蹿出一个蒙面大盗。常理说来，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城市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宽容”植物的生长，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就是很难打起精神将这些无辜的树“浪漫化”。
究其原因，确实是没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过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后，差异是很明显的。
被称为“上海古树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两旁种植着460余株浓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静静地散发着一股历史沉香。走在树下，很不自觉就会想起上世纪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历史名人如过场般轻盈的踩着舞步般划过这月下梧桐街，留下长篇人文轶事。
但是，在深圳，这些“旁白”却很难加注。深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所赐予人们的梦想——“淘金梦”。一旦这些具有灵性的生物与金钱、功利联系在一起，总会感觉变了味儿。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体人所说的：“这个城市没有细节，在这儿，你就不太想说‘出去散散步吧’。时间久了，你觉得还是与它很有距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忆。”
相比意大利花了5个世纪才建成米兰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只用了30年，所以，所谓雕梁画栋、所谓耐人寻味、所谓历史积淀、所谓人与城市的完整关系都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没有容器用来发酵城市精神。所以，现在，来到深圳、离开深圳的人都会感叹：“这里没有归属感、人际关系太疏离。我们就像候鸟般，短暂停留，还是飞走了。”
总归还会走
在深圳，初次见面的人往往都是用这样一句寒暄对白开场：“你是哪里人啊？”紧接着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这座城市，别人这么问你，并不需要感觉“地域歧视”，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万人口中，95％以上是特区设立后进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新移民，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用《新周刊》里的话说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数，它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在深圳，外来者也分为两批：“新移民”和“过民”。新移民从归属意义上讲，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人数是如此之多，队伍是如此之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当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高新技术人才，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经过与深圳的融合，他们往往会“直把他乡做故乡”。然而，被称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的人则不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深圳只是一个大舞台，他们只是在这个舞台上匆忙亮相、混个脸熟、走个过场。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
每年一到春节，就可以看到罗湖火车站、深圳宝安机场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当“异乡人”回乡后，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郭海鸿在他“剥皮集”的博客中写过2009年深圳春节的景象：
今天，寒潮袭击无冬的深圳，北风呼啸，室外温度少有地降到6度。
这是节前“最后一班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样早起出门赶车上班。昨天尚为拥挤的公交地铁，忽然变得冷清异常，像被放干了水的池塘，车厢空荡荡的。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拥挤堵塞的街道，如今畅通无阻，站台空落，行人渐稀。
过年过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寻常。
早在若干时日前，深圳的返乡潮就开始涌动了，那些工厂歇业，提前放假的外来工们，早早就打道回府，避开了春运高峰。
按官方数字，深圳现有1300万人口，其中70％属于“暂住”，也就是流动人口。而户籍人口中，属于深圳本土居民，恐不过百万，也就是说，深圳不是绝大部分人的“老家”，他们的根不在这里。
作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过节，它的热闹总是来之不易。
如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过的人，一定对过年的景象记忆深刻。那时候，一到过年，要在深圳的街头找家饭馆吃饭，几乎比登天还难——饭馆老板也回老家了。
后来，为了增加年味，有好几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过大年”，通过各级政府，社区组织，工会妇联，层层落实，组织联欢游园，免费吃年夜饭，给企业补贴留深人员过年开销，市区街道各级领导与打工人员拜年等等，各种方法应有尽有，目的无他，就是让“外乡人”留下来，给深圳的春节增添点人气。
就近两年，口号不再是“深圳留你过大年”了，大概变成“深圳送你回家过年”，深情欢送，目的在于，让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们还来，早点来——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间，“明年你还来吗”，成为深圳的一个痛。春运期间，市政府组织免费回乡大巴，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车站送回乡劳务工上车，深情寄语：欢迎你们再回深圳。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过年”跟“还来不”，都很难表达城市的心情——这不仅是深圳，全国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一个热闹惯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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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门人来说，今年春节也许都别有一番滋味，“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我身边不少五年八年没回家过年的人，今年都早早准备，倾巢归乡。
我父母兄弟，早一周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两大家子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委托浇花喂鱼。而我同一楼层的其他三户邻居，也破天荒地“集体离深”，回家过年去了，交代我们“看看门”。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来给深圳守岁吧。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这个概念在深圳才特别明显。很多在深圳生活几年的人，都认为深圳只是一个“中转站”，匆匆的来了，最终也会默默地离开。
西祠胡同里一位叫做“双火”的人举了他身边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捞上第一桶金。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说了声“该回老家结婚了”，就毫无眷恋的踏上北去的列车；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广告业务的40来岁的南京人，对他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该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种种例案印证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结构现象。而昂贵的住房（租房），较高的生活消费也同样制约着打工者的“安家落户”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鸟似的飞来又飞回。
我的生活不关你事
在深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像一本关于深圳的小说所提的，深圳人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就是说在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没有交集。
深圳没有这样的传统，原因就像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里所分析的“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这点与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儿妈”、有“小脚侦察队”，上海有嘴上说着“关侬啥事体”却又爱窥私的市井小民。这是农业社会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种“好奇心”，邻里街坊间会像氏族或乡亲一样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非亲非故，因此，对于别人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兴趣，也造就了一种距离感。
而且，深圳又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别了。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炒了老板的鱿鱼？人情淡淡，经营感情对深圳人来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