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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在演员聚会，也就是那次海滨野餐会上，我们不管说什么，开始总是吞吞吐吐，语带歉意，就好像英语不是本族语一样。我们哀悼的不仅仅是林肯，而且也哀悼不复存在的美国雄辩。
在场的还有一个相貌长得与他人极相似的人物。她就是面具假发俱乐部超级明星弗兰克·史密斯的母亲罗斯玛丽·史密斯，演出队的服装总监。她长得很像伊达·杨。伊达·杨的祖父辈是奴隶，我小时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时，她为我家干活。伊达·杨和我的亚历克斯叔叔携手合作，把我抚养大，花的心血不比我父母少。
没有人长得像亚历克斯叔叔。他不喜欢我的作品。我把小说《提担的海妖》题辞献给他，而亚历克斯叔叔说：“我想年轻人也许会喜欢看。”也没有人长得像我父亲的堂妹，埃拉·冯内古特·斯图亚特。她和她的丈夫科夫特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拥有一家书店。他们的书店不进我的书，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作品语言猥亵。在我写作开始阶段，这样的语言在当时确实不雅。
在那些即使我有神力也不愿让他们起死回生的已故的灵魂中间，很多人都有他们面貌相似的代表，其中包括肖利奇高中教过我的九个老师，还有在高中时雇我为布劳克斯百货公司抄写青少年服装广告的菲比·赫泰，还有我的第一个妻子简，还有我的母亲，还有同我父亲另一个堂妹结婚的约翰·劳奇姑夫。约翰姑夫向我提供了我们家在美国的家史。我把它放进《棕榈树星期天》中出版了。
简那位无意识的替身是个冒失的青年女士，在金斯敦的罗德岛大学执教生物化学。她在我能听见的距离之内谈论着那天的演出和日落之类：“接下来会怎么样，我等不及了。”
在二○○一年的聚会上，只有已故的人才有与他们容貌相似的代表。美国文学艺术院雇用的离宫常任秘书、诗人阿瑟·加维·阿尔姆，长得矮小且有个大鼻子，酷似我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
我的妻子吉尔，感谢上帝，还在活人中间，并亲自出席了聚会。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班同学诺克斯·伯格也是如此。在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之后，诺克斯成了《科利尔》杂志的小说编辑，每周为该杂志编辑发表五篇短篇小说。诺克斯给我找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代理，肯尼思·利托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第一个向敌人战壕扫射的飞行员。
顺便提一下，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指出，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为时震标上序号，其方法就如同我们为世界大战或全美橄榄球超级杯赛编排序号一样。
利托厄上校推销了我的十余篇小说，其中几篇给了诺克斯，这样，就使我能够辞掉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同简和那时的两个孩子搬到科德角，开始成为自由作家。随着电视的兴起，许多杂志社倒闭。这以后，诺克斯成了出版平装本原作的编辑。他出版了我的三本书：《提担的海妖》、《猫舍里的金丝雀》和《母亲夜》。
诺克斯帮着我起步，扶持着我发展，直到他无力相助为止。那时，西摩·劳伦斯前来营救。
在海滨聚餐会上以肉身出现的还有五个只有我一半年纪的人。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使我在暮年仍然希望继续有所作为。他们去那边为的不是见我，而希望最终能与基尔戈·特劳特见面。这五个人是：罗伯特·韦德，他今年，即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蒙特利尔将《母亲夜》拍成了电影。马克·里兹，他撰写并出版了关于我生平与创作的百科全书，充满机智。阿萨·皮拉特和杰罗姆·克林科维兹，他们更新了我的作品目录，并写了一些有关我的文章，还有名字排序像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乔·佩特罗第三，他教会我绢式印花。
我最亲近的业务合作者是我的律师和代理唐·法伯，他和他的爱妻安妮也在场。我最亲近的社交伙伴西德尼·奥菲特也在那儿。批评家约翰·莱奥纳德也在场，还有学者彼得·里德和洛里·莱克斯特罗、摄影家克里夫·麦卡锡和其他无法一一言及的许多陌生人。
职业演员凯文·麦卡锡和尼克·诺尔特也出席了聚会。
我的孩子和孙辈的后代没在场。那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那不是我的生日庆祝，我也不是被邀的贵宾。今晚的英雄是弗兰克·史密斯和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鱼要煎。①也许应该说我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龙虾、蛤蜊、牡蛎、土豆、玉米棒要放在海带上一起蒸。
管他呢！
把事情办好！记住卡尔·巴鲁斯舅舅的话，把事情办好！
第六十三章
这不是一部哥特式的小说。①我有一个已故的朋友波顿·蒂尔，是个一流的南方作家。他南方地域观念非常强烈，不让出版商把征求书评的样本发至梅森—狄克森线以北。②他也用一个女性的笔名写哥特式小说。我问他哥特式小说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一个青年女子走入一幢老房子，吓得掉了裤子。”
那是我同他一起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作家组织——国际笔会时，他对我说的。
我们接着谈到德国小说家里奥波尔德·冯·扎赫尔—马佐赫③。在他上一世纪末的小说中，他发现受凌辱、受折磨能产生快感。由于他，现代语言中有了“马佐赫现象”这一词，或称为“受虐狂症”。
波顿不仅写严肃小说，写哥特式小说，他也创作乡村音乐。他在旅馆房间里放着一把吉他，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首叫《我不在维也纳跳华尔兹舞》的歌。我很怀念他。我希望在海滨野餐会上有一个长得像波顿的人。两个背运的渔夫在离岸不远的一条小渔船上，长得酷似圣人斯坦利·洛利尔和奥利弗·暗代。
现实如此。
波顿和我讨论了诸如马佐赫和马奎斯·德·萨德①等作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引出了新的词汇。“萨德现象”，或译“虐待狂症”指的当然是给别人施加痛苦时获得的快感。
“萨德马佐赫现象”，或称“施虐受虐狂症”，指的是折磨别人、被别人折磨、自己折磨自己带来的快感。
波顿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些词语，就好像谈日常生活没有“啤酒”、“水”这类词汇一样，举步维艰。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创造了新词汇而又不是著名变态佬的，我们惟一能列举的是约瑟夫·海勒②——他不是变态佬。他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标题，在我手头的《伟伯斯特大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一种困境，其惟一解决方法受阻于困境自身的条件。”
值得一读！
我告诉波顿，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海勒是否害怕死亡时，他是如何回答的。海勒说，他从来没有做齿根管手术的经历。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做过这个手术。从他们告诉他的情况来看，海勒说，如果他也非做不可，他想他应该也能熬得住。
他说，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如此。
这使我想起乔治·肖伯纳的剧本——他的人工时震《重返玛土撒拉》中的一个场景。剧作全本演出长达十个小时！
最后一次全本演出是在我出生的一九二二年。
这个场景是：亚当和夏娃已经在伊甸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富饶、和平、美丽的家园门口等待他们的主人上帝一年一度的来访。这样的造访迄今已有过几百次。在过去每一次来访时，他们都对他说，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感激不尽。
但是这一次，亚当和夏娃既紧张又害怕，但十分自豪。
他们有新的内容要对上帝说。于是上帝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亲切和蔼，高大魁梧，神采矍铄，精力旺盛，就像我开酿酒厂的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他问他们是否还感到满意。
他以为他知道回答的内容，因为他尽其所能，创造了完美的世界。
亚当和夏娃比以前更深地相爱着，他们对上帝说，他们很喜欢这儿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能知道最终的结局将是什么，他们就会更加热爱生活。
芝加哥这个城市比纽约好，因为芝加哥有胡同小道。
垃圾不会在路边堆积起来。送货车不会堵塞主要通道。
一九六六年我们都在依阿华大学作家班任教的时候，已故的美国小说家内尔森·阿尔格伦①对已故的智利小说家乔西·多诺索②说：“来自这么细，这么长的一个国家，感觉一定挺不错。”
你以为古代罗马人十分精明？看看他们记数的方法多么愚蠢。有一种理论认为，他们衰落、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的水管道是铅制的。英语中管道plumbing的词根来自拉丁文plumbum意即“铅”。铅中毒会使人愚笨，使人懒惰。
你有什么借口？一段时间以前，一位女子给我写了一封多愁善感的信，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就是说，是个北方的民主党人。她怀孕了，想知道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带人如此堕落的世界之中，是否明智之举。
我回答道，我活着并感到几乎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我遇到的那些圣人——那些无私而又有为的人。他们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她可爱的孩子将来能遇到的圣人。
我相信原罪。我也相信原德。四周看看！
陕锡普①认为她的丈夫苏格拉底是个笨蛋。蕾伊婶婶认为亚历克斯叔叔是个笨蛋。我母亲认为我父亲是个笨蛋。我的妻子认为我是个笨蛋。
我又成了疯狂的、被哄骗的、哭笑无常的孩子。迷惑、困顿和茫然。
基尔戈·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说，年轻人喜欢打枪战的电影，因为电影中的死亡一点儿也不痛苦，持枪人就如同“自由职业麻醉师”。洛利尔和哈代坐在小船上，离岸仅五十码远。
他多么快乐！他多么受人喜爱！他打扮入时，穿着原来属于佐尔顿·佩帕的装束：无尾夜礼服和熟丝衬衫，系着鲜红的腰带和领结。在他的套间里，我站在他身后为他系上领结，这就像我自己学会系领结前，我哥哥帮着我系的情景。
在海边，不管特劳特说些什么，都会引出笑声和掌声。
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他说在建造金字塔和石阵的年代，地球引力比较小，因此大石块能像沙发垫子一样扔来扔去。
大家都喜欢听，还让他继续讲。于是他引了《再吻我一次》中的一句话：“一个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容貌那样姣好，时间一长就原形毕露。叮儿——铃？”人们告诉他，他机智幽默，像奥斯卡·王尔德①！
要知道，在海滨野餐会之前，此人面对过人数最多的听众的场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当突前侦察兵时对炮兵连的情况报告。
“叮儿——铃！真是美妙之极！”他对我们大家说。
我从人群的最后面，用他的话对他喊：“特劳特先生，你得了病，但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
我的演讲经纪人珍妮特·考斯比也在场。
到了十点钟，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小说家宣布，他就寝时间已到。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对我们，对他的一家子说。就如魔术师从观众席上挑选自愿者协助演出一样，他请一个人站到他旁边，按照他的吩咐做。我举起了手。
“我，让我来。”我说。
我站到他右边的位置，大家安静了下来。
“除了我们经历的一次小小的故障外，”他说，“宇宙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