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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我来。”我说。
我站到他右边的位置，大家安静了下来。
“除了我们经历的一次小小的故障外，”他说，“宇宙膨胀得如此巨大。如果要进行一次值得一走的旅行，尽管费时漫长得无法接受，但光的运行速度已经不够快了。光速过去被认为是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但现在就像骑马快递的邮政体系一样，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坟墓。
“现在我请这位勇敢地站到我旁边的人，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中挑出两点闪烁的微光。不管它们是什么，只要在闪烁就行。如果它们不闪烁，它们就是行星或者卫星。今天我们不去管行星和卫星的事。”
我挑了两颗大约相隔十英尺的亮点。一颗是北极星，我不知道另一颗是什么。我知道的就还剩普克星了，那是特劳特小说中大小如同BB的一颗星球。
“它们是不是在闪闪烁烁？”他问。
“一点不错。”我说。
“肯定吗？”他说。
“可以发誓。”我说。
“非常好！叮儿——铃！”他说。“现在这样：不管这两点微光代表了什么天体，可以肯定的是，宇宙空荡得要用上几千、甚至几百万光年才能从一颗星球到达另一颗。叮儿——铃？但我现在让你注意看其中一颗，然后再注意看另一颗。”
“好，”我说，“看完了。”
“只要一秒钟，是不是这样？”他说。
“最多一秒钟。”我说。
“即使你用了一个小时，”他说，“在两个天体过去所处的位置之间已有东西经过，保守地说，以一百万倍于光速的速度经过。”
“是什么东西？”我说。
“你的意识，”他说，“那是宇宙中的新质量，只是因为有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从现在开始，物理学家在探索宇宙秘密时，不仅应该考虑能量、物质和时间，还应该注意一个崭新的非常美丽的方面，那就是人的意识。”
在那个奇妙的夜晚当他对我们说最后这些话时，特劳特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关节将上腭假牙床稳住，不让它掉下来。
他的牙没出问题。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我想到了一个比意识更确切的词。”他说，“让我们称它为灵魂。”他停顿了一下。
“叮儿——铃？”他说。
后记
我惟一的兄弟，我的哥哥伯纳德，当了二十五年鳏夫，四天以前，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在癌症长期一次次发作之后，没有痛苦地死去了，享年八十二岁。他是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研究中心荣誉退休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也是五个有出息的孩子的父亲。
我七十四岁。我的姐姐艾丽丝如果活着的话已经七十九岁。在她四十一岁忍辱死去时，我说：“艾丽要是能长寿，一定是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可惜没有这样的命。
而伯纳德则比较幸运。他过世的时候是个受人爱戴、和蔼可亲、滑稽而极富智慧的老家伙。他应该得到这一切。
直到临终之前，一些爱因斯坦的话仍能使他兴奋不已，比如：“神秘的东西是我们能体验到的最美的东西。它是一切真正艺术和科学之源。”还有一段，“物质概念是人头脑的自由创造物，而不是——不管似乎多么显而易见——完全由外部世界所决定的。”
爱因斯坦说过的最著名的话是：“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同这个世界玩的是掷骰子游戏。”伯纳德在对宇宙认识方面，思想十分开放。他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祈祷也许会有好处。他的儿子特里得了咽喉癌，从来都是实验科学家的伯尼，向上帝祷告，祈求他能康复。特里真的活了下来。
碘化银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寻思，这种物质的晶体非常像水受冻后的结晶体，也许能教会云层中冰冷的微滴变成冰和雪。他做了实验，结果确实可行。
他把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用于研究关于暴风雨中雷电的生成、去向、行为过程及原因，批驳一个早已建立而且被广泛接受和推崇的学术理论。他的观点遭到反驳。他写的一百五十余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将在他身后发表，文中描述了自己进行的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是否正确。
他两头都不会输。不管实验出现何种结果，都会是极有趣的现象。不管结论是正是反，他都可以痛快地笑上一回。
在与人交谈方面，他比我更加滑稽幽默。大萧条期间，我常尾随着他，从他那儿学到的笑话同我从电影和收音机喜剧演员那儿学来的一样多。他觉得我也很精稽，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小的文件夹，保存着他感兴趣的一些与我有关的档案。其中一件是我二十五岁那年写给亚历克斯叔叔的一封信。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一个孩子，但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刚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为通用电器公司当推广宣传员。
我能得到这份工作，一是因为伯尼与欧文·朗缪尔①和文森特·谢弗②合作进行了人工降雨实验，成了通用电器公司实验室里的红人。二是因为公司决定要有专门的新闻人员来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在伯尼的建议下，通用电器公司雇用了我，而在此之前，我是芝加哥城市新闻局的一名颓废的记者，同时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
我以为亚历克斯叔叔知道伯尼和我那时都在通用电器公司，而我负责的是公共关系。其实他一无所知！
亚历克斯叔叔看到刊载在《斯克内克塔迪报》上的一帧由报业辛迪加提供的伯尼的照片。他写信给这家报纸，说他为他的侄子“很感骄傲”，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张照片，并在信中附上一美元。报社的照片是从通用电器公司得来的。因此把请求转给了我的新上司。我的新上司顺理成章地又把信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用蓝色的通用电器公司信笺给他写了如下的回复：
通用电气公司
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总部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五区河滨路一号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六日
亚历克斯·冯内古特先生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四区
瓜兰泰大厦七○一室
亲爱的冯内古特先生：
《斯克内克塔迪报》的本市版编辑爱德华·塞马克先生将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转至我处。
通用电器公司的伯纳德·冯内古特博士的照片是本部提供的。担是，我们的档章中已没有剩余照片，而底片在美国信息联合公司手中。此外，我们这里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像您所提出的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
我们确实有这个可怜家伙的一些其他照片，等我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寄给您。但不要催我。“很感骄傲”，多了不起！哈！冯内古特！哈！是这间办公室捧出了您的侄子，我们顷刻之间就可以毁了他——就像弄碎鸡蛋壳一样轻而易举。所以，如果一两个星期内没有收到照片，别急得乱吼乱叫。
还有，给通用电器公司一美元，就好像一场大风暴中放了一个屁。寄还给你。屁不要在一个地方放。
您忠实的
盖伊·福克斯
通甩电器公司新闻局
报刊新闻部
你看到了，我的签名用盖伊·福克斯①，那是个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
亚历克斯叔叔觉得受了侮辱，暴跳如雷。他把信拿到一个律师那儿，看看可以采取何种法律措施，迫使公司高层人员卑躬屈膝，向他道歉，并让写信的人丢饭碗。他打算写信给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让他知道他的一名雇员不懂得一美元的价值。
在他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有人告诉他盖伊·福克斯是个历史上的人物，也告诉他我在何处就职，而且那封信滑稽得令人啼笑皆非，肯定是我在开玩笑。他认为我把他当傻瓜耍，要狠狠处置我。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原谅过我，尽管我的本意只是想让他笑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他真的把信送到了通用电器公司，要求精神赔偿，我肯定会被解雇。我不知道我本人和我的妻儿将如何生活。我也将无法得到写长篇小说《自动钢琴》、《猫的摇篮》以及其他几篇短篇小说的素材。
亚历克斯叔叔将盖伊·福克斯的信件交给了伯尼，伯尼在临死前又将它还给了我。不然的话，这封信早已永远丢失了。但现在公布于众。
时震！我又回到了一九四七年，刚刚来到通用电器公司工作，重播开始了。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得不完全重复第一次做过的事情。
在最后的审判日上可作的辩解：情有可原，我们本来就没让人把我们生下来。
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现在想卖弄一番已经没有观众了。
在阿尔巴尼圣彼得医院晚期病人病房，一个在伯尼一生最后十天才认识他的女人描述他死时的情形，说他面容“显贵”而“优雅”。多好的兄弟！
多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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