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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伙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十，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气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家的公务员才会被门而入？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屋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汽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队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黑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依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咐给了他。他把尸件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都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补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体混浊的房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沉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式。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地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前方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迭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
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哨飞掠而过么？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咱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