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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安景惠却不失性感，下身一系玄色丝裙，上身是酡色衬衣，胳膊上挎着小包，双手抱在胸前，走到陈康面前停住脚，定定地看着他，面带微笑，却一声不吭。
陈康起身打招呼让座：“快请坐，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安景惠记者？”
女记者并不坐：“把这一大串都省了吧，叫我景惠就行。”
她还在不错眼珠地打量他，脸上的笑容也更亲近了：“你才是大名鼎鼎呐，刑侦专家，多才多艺……”她跺跺脚搓搓手，抱怨天气太凉，这间办公室更冷，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寒流？忽然像老熟人似的直呼他的大名，陈康，你能不能发扬一下人民警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给你安大姐搓搓手暖和暖和。
陈康尴尬，他倒是很想把安景惠的两只手抓在自己手心里揉搓热了，可他哪敢呀！尽管第一次见面就提这样的要求有点过分，可他心里并不厌恶这个女人，反而觉得很受用，悄然生出一种好感，顿觉自在多了。他脱下自己的警服，绕过去给安景惠披上。
“谢谢！”安景惠笑得越加暧昧了，揶揄道，“你还算是一个绅士，其实我就想试试你们公安人的风度。”
陈康赶紧说正题：“局长办公室通知我，你想看郭家店的录像？”
“是啊，可你这屋子里太凉了，能不能让我把录像带借走，回家慢慢看。”
陈康紧张：“那可不行。”
“要不我还带着空白录像带，能转录一份带走吗？”
“那也不行。”
安景惠一点都不着急，仍旧以一种好玩的眼神在诱惑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儿有行的吗？”
陈康苦笑：“对不起，这是纪律，我也是奉命行事。若不是局长特批，您连到这儿看带子都是不可能的。但也只限于让您看一看，不能记录，不能在写文章或发消息时使用录像带上的内容。您能答应吗？”
安景惠正色道：“我答应你，咱们开始吧。”
一进入工作状态，她显得很投入，不再打岔，也不再嫌屋子冷，录像资料冗长芜杂，有许多枯燥乏味的地方，她的眼睛却始终紧盯着电视荧屏，偶尔会在一张纸上记下几个字，陈康没有制止。
画面上一片混乱，有许多房间里都在进行审讯和殴打，有吼叫，有央求，有哭号，有辩白。屋外的高音喇叭里在播放着郭存先的讲话……陈康在旁边为安景惠解说，安景惠从挎包里摸出香烟和打火机，问道：“可以吸烟吗？”
陈康点点头：“当然。”安景惠先把烟盒送到他眼前，他摆摆手：“我不吸烟，您请自便。”
画面出现了几个横眉立目的警卫，簇拥着一个西装整洁，神情谦逊的中年人进了一间大办公室。安景惠禁不住发问：“郭家店怎有这么多穿警服的？简直是遍地警卫，处处保安。”
陈康解释说：“郭家店派出所是上边特批的，郭存先有当所长的任命书，还配了子弹、枪和十几套警服，都是公安局正式发的，不过已经收缴回来了，派出所也撤了……崇尚暴力的地方，以为穿上一身警服就可高人一等，横行霸道。其实这恰恰暴露了是一种心虚，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保护心理上的弱点，缺乏安全感才惯于自我保护。郭存先痛恨警察，却要当警察的人天天围在自己身边，这让他有安全感。”
看完郭家店打人事件的录像之后，安景惠仿佛在自言自语：“郭存先这个人真是很复杂，有时看着很男子气，可气量很小，报复心极强。有时又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她忽然侧转脸问陈康，“这录像是谁拍的？”
“当然是郭存先叫人拍的，郭家店有一流的录像设备，还有一个电视台。”
“他有病啊？这不是成心给人留下证据？”
陈康笑了：“不错，您也看出来他是有病？不过当时他下令录像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显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权威性，表示堂堂正正，无所畏惧。另外，他还有一种历史情结，记录下所有的资料以便将来载入史册。他平时的一言一行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录音、录像，然后整理出来，或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给村民，或存个一年半载的就印成一本书，将来出《选集》《全集》就很方便了。可他哪里会想到，这些录像带日后竟成了他犯法的铁证。”
几天后，《大化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安景惠的文章《富翁的沉落》：
又有一个农民制造了爆炸性新闻，震惊全国。他当然不是普通的农民，是大名鼎鼎的郭家店“店主”、全国人大代表郭存先。是的，就是这个郭存先出事了。出了大事，人命关天，被抓起来了。
谁不知道，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大家观望、等待和琢磨了一年，1978年首先是农民忍不住了，那也可以叫做另一种形式的“揭竿而起”：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歃血为盟，签下生死文书，大胆地平分了土地，实行大包干。
也就在那个时候，各地也都有胆大的和有能耐的农民开始办工厂，跑运输，包工程……也是因为农民穷怕了，穷够了，不愿意再被糊弄，也不怕吓唬了。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干，几十块钱不嫌少，凑起几百块钱就敢干大事。只要脑瓜聪明，点子活泛，很快就能发一笔财。
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话是，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活得不好，中国社会还能好得了吗？就这样，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起步了，甚至到1980年代农业改革期间，连主要的改革领导人也多出自农业大省。
紧跟着，乡镇企业称雄，农民独领风骚，构成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潮流。郭存先是这个潮流中发展得最快、干得最大的一个。他充分展示了农民的智慧、勤劳和胆气，有自己的哲学、神招和手段，甚至不缺乏自嘲和幽默感。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规则交叉使用的阶段，他抓住机会抢先进入高速度，打擦边球，开飞车，踩线不越线，瞅冷子还会闯红灯，屡有违章却从未翻车。只用了十几年的工夫，郭家店成为农村中无可争议的首富，郭存先顺理成章地成了经济时代的英雄，被推举为新时期农民的代表。
套一句老话，叫“典型”——农村发家致富的“先进典型”。从“土改”、“合作化”，到“四清”、“文革”，每个时代都有农民典型，但每个典型的命运又都不是很长。典型不同，其本质和盛衰规律却大同小异，这里面是不是有可总结的东西？农民的先进分子难道就不能摆脱这一命运模式？大家都在看着郭存先，寄希望于他。所以，在他成了“典型”的富翁之后，其演变过程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今天他的被捕，同时也预示了新的农民富豪们的一种命运轨迹。
当下媒体在纷纷给农民富豪们算卦：在1991年国家评选出来的500位农民企业家中，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由于各种原因退出了企业家的舞台……他们像做了一个发财梦，梦醒之后发现又回到了原地，仍旧是穷光蛋。有的还回不到原地了，而是进了监狱，甚或已经做鬼……
北京的权威媒体，还公布了对三代农民企业家的调查：
1978至1984年为第一代，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多是村里的支书、队长以及能人，采用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完成了从土地拓荒到市场拓荒的转变。
1985至1990年为第二代，文化程度已经上升为初中、高中，个别的甚至还进过大学的门，管理形势也趋向制度化，其历史贡献是完成了从小生产到大市场的转变。
1990至1994年为第三代，文化程度升至高中、大学甚或研究生，管理上开始吸纳外来的先进方式，有意识地引导企业走向高科技和工业现代化……
若是这么看，郭存先显然是属于第一代。几年就是一代，养兔子都没有这么快！
根据这个统计，中国的乡镇企业平均寿命是７年，有八类发财的人是富不过第一代的：胆大妄为的，做事太嚣张的，靠结交权贵发财的，养权生钱的，割据一方的，好大喜功的，侥幸发财的，股市的超级庄家……郭存先又算是哪一类？
为什么一发家致富成了“地主”，便要当恶霸，一当恶霸就快作到头了。可怕的是，郭存先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仅摘录几则刚被媒体曝光的农村暴力事件：
福建漳州的白礁村，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富裕村子，村党支部副书记林立志，买凶枪杀了村委会主任王艺杰。
河南邓州市陶营乡许家楼的村干部章则新、柳常直等人，遵从乡长段战清的授意，将向上级反映该村无理摊派和买卖土地等问题的村民陈中身，活活打死。
安徽涡阳县双庙镇的干部关而回、王部九等近十人，以“计划生育常抓队”的名义，肆意窜入百姓家，甚至破门入室，强抓妇女，任意强奸。
河北永年县朱庄乡南龙泉村青年农民张彦桥，因与村委会主任发生争执，被乡、村两级干部抓去，惨死于棍棒之下……
不仅农村的富豪是如此，在对广州、武汉、上海、沈阳的第一代富翁进行追踪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也差不多：有的一味享受，坐吃山空；有的吃喝嫖赌，吸毒成瘾；有的严重亏损，关门大吉；有的称霸一方，沦为罪犯……
暴力像瘟疫一样蔓延，毁了不少发了财和渴望发财的人。
善良的土地才能长出黄金，哪块土地上的错误和丑恶太多，就只会培育仇恨。郭存先曾经受过许多伤害，在他心里就种下了太多的仇恨。贫穷时尚可掩盖一些东西，一旦有了钱，特别是有了大钱，可以兑换权力、地位、荣誉和种种光环之后，心里积存了几十年的仇恨就要像恶魔一样寻求释放。
他喜欢跟官员比级别，心里其实是仇视比他级别高的官员；他之所以辱骂和打死总会计师杨祖省，也是因为从心里就仇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最瞧不起农民；他常把为农民争气挂在嘴头上，干什么都是为农民争口气，给农民争面子，却正是他纵容手下打死了农民，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同样也瞧不起农民！过去农民因为没有钱，失去了许多自由。在郭存先的领导下，农民有了钱，照旧也失去了许多自由，一切都必须听他的吆喝。
当初曾有人指责郭存先，说他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的饭碗，大搞资本主义。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郭家店只有资本，没有主义。他确实是说对了，他只有资本，不懂资本主义，所以倒退回封建主义。他成了郭家店的救世主，以财神爷自居，让整个村子以无限崇拜的方式过度依赖他这个经济强人。决策、管理、运行完全随他的心意，根本没有体制化。所以郭存先走到今天是必然的。
郭存先的命运，就是郭家店致富神话的全部秘密。
难怪有专家语出惊人：“郭存先现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纵览社会各界，不仅农村、城市、工厂以至特区，哪一个成功者，哪一个成功单位，后面没有一个类似郭存先式的人物？没有一个擅长政治运作远甚于经济操控的强人？”
郭存先是强人吗？那只是表面。
信任的缺失造就犯罪，暴力表现了人的软弱。郭存先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某种弱点才选择了打人，乃至打死人。当他自以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