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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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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说是容易回答的。他随时都能讲出有几具尸体，哪个区送来的，哪位法医负责。
“您有两具尸体要解剖，还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了。”
“这么说共三具？先准备一下那个己腐烂了的尸体，我从这具开始……对啦，您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您妻子怎么啦。”
看尸员哀求地把两只满是皱纹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紧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愈了，她没有什么。就是总不能让我安静，吵着为什么我不能把您带家来。以前要我代问您好，可是现在说，给我请来就行。我说：‘你疯啦，她是什么人？沾亲，还是带故？您尽想些什么？’”
工友说出自己老伴儿的要求后，冷静下来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于女助教的热心帮忙住进了最好的一家医院，并由该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动了手术。女助教常去医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里去看望过。纯朴善良的女人很喜欢这位恩人，几次三番要丈夫请季娜伊达到家里来看她。帕霍姆不愿意因这些小事给助教添麻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满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达听完后感到奇怪：“就这些吗？请告诉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别忘了。”
帕霍姆还没有来得及道谢，窗外驶过一辆救护车，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钥匙，登记本，就出去了。在门口，法院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于尸体是由侦查机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他心里对自己说——，她即使不说话也在骗人。这女人体格结实，性格顽强，她可以把尸体象摆动一件玩具似地从一张解剖台搬到另一张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个软弱姑娘从不自己移动一下尸体：“……帕霍姆，请您……”在军事训练中她射击从不脱靶，但当着别人又说，她从没有拿过枪……她非常想让人说她人缘好：对工友的妻子和清洁女工，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表示关怀，拍拍肩膀，借钱给他们，还不让人觉得她记性很好。她似乎心肠很好，但你对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从不容忍同她开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带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兴致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对她说道：“小鸽子，您可把我们骗了。您并不象我们感觉的是一个那样古板的人啊……”
而鲍里涅维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喜欢开玩笑，也爱大笑。当人们笑时，他耸耸肩膀：“有什么可笑的？”他头脑清醒，文静，生气时说过的话，以后绝不再重复。他的耐心能顶上十个人的耐心，从不发脾气。他不象别人，从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总是忙着什么，从不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会儿。他和我们这些人一个样，总不缩起手什么不干。星期天他在别墅拿起镐和铁锨干活，出点力气就很高兴、很安心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决断公正。欺侮这样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别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见证人的，而需要的是没有全权的受托人，没有法律关系的同谋者，有义务为别人的轻率承担责任的人。
不管他们的关系怎样，帕霍姆有责任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季娜伊达。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上楼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会知道，老师们要开会，他们是不会早一点告诉她的。
当激动的教授，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出现在楼梯上时，帕霍姆不再迟疑了，赶快去找季娜伊达。他在门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硬纸盒子。她身着熨洗干净的白大褂，里面穿着大开领的黑绸连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镜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阴郁而严厉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说道：
“请允许和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不行。”
“那进来说吧。”她打开助教办公童的门请他进去。
开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该怎么说起，他想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增加了勇气和决心。他想起他当年是怎样听到关于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为样板。
“出了不幸的事……这事真难以开口。”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帕霍姆坚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决心说出来。
“我不懂您说些什么，谁出了不幸？”季娜伊达已经看到窗外运来是谁的尸体，但她还是这样问道。
“不，您说我说得对吗？”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说得不对，是吗？”
“对！对！”她开始不耐烦地说道，“那您说得详细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叹了口气。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真使人难过……”由于季娜伊达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