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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回答上一个问题？”梅森问，“这张纸是什么时候到达你的手中的？”
“我……星期六上午。”
“谁给你的？”
“阿彻先生。”
“在哪儿？”
“在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里。”
“法官先生，”佛里奇说，“很显然，这次讯问完全是一个为难证人的阴谋。我诚恳地提醒，法庭调查的时间已经过去，原告已经退庭。”
“你的抗议可能不无道理。”法官埃根说，“虽然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我要向辩护律师说明，当他最初提出抗议要对证人进行再次法庭调查时。我觉得，同原告方申明的那样，他一定是抱着拖延时间的企图。而现在，一切却似乎是另一回事啦。我要问你，梅森先生，上次庭间休息之前你的手中已经有了这张纸吗？”
“没有，法官先生。”
“原告退庭时，这张纸还不在你的手中。”
“不在，法官先生。”
法官埃根说：“我建议你重申你的动议，梅森先生，传证人到庭接受再次调查。”
“我抗议，”佛里奇大声说，“这样做完全违背既定程序。原告已经退庭。梅森先生已经利用一切机会调查过证人，他已经详尽无遗地调查了每一个细节。他已经全面调查了所有各个方面。现在，证人已经退庭，梅森先生却提出这样的动议，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和不合规矩的。”
“记得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法官埃根说，“绝对由法庭自主做出决定，法庭对证人的询问范围可以无任何限制。法庭允许此项动议。法庭还要说明，佛里奇先生，此项调查完结之后如果你想提交补充证据，法庭亦将允许你重新立案。现在，梅森先生，现在你可以不把这个证人当作你的证人，而当作反方证人进行法庭调查。继续进行。”
梅森说：“这张纸上的笔迹出于罗德尼·阿彻先生之手，是阿彻先生在星期六上午在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里交给你的，是这样吗？”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是的。”
梅森说：“你看过纸上的内容吗？”
“看过。”
“我要求你注意一下纸上内容。”梅森说。
“法官先生，我抗议。我抗议把那张纸作为证据提上法庭，抗议当着陪审团的面读出纸上的内容。”佛里奇说，“那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梅森明显地看出法官埃根有点犹豫不决。
“我想，让我看一下那张纸。”法官埃根说。
梅森把那张纸递上去，法官埃根看着看着，面容变得更加严厉而坚毅。
“我支持抗议，不允许用这种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但是，辩护律师有绝对的自由对证人进行法庭调查。我认为，这张纸被作为证据之前首先应该进一步地验证。不过，这张纸确实可以用在对这个证人的证言进行弹劾的法庭调查上。继续，梅森先生。”
梅森说：“拉维娜夫人，你一再申明，自从上星期五下午休庭后你没有再与阿彻先生进行过联系，是吗？”
“我申明过我没有与阿彻先生谈过话。”
“你与他联系过，对吗？”
“这个……这就看你说的联系是什么意思了。”
“他与你联系过，对吗？”
“他给了我那张纸。”
“现在，”梅森说，“我要问你，案发当天晚上你在晚餐上吃了些什么？”
“我与阿彻先生一起用晚餐，我吃了法国炸虾，我们合用了一瓶智利产的红葡萄酒。”
“你是如何从饭店走到案发现场的？”
“我们沿哈维大道前行，到达默里路，从默里路驶到科雷斯特韦尔大道，然后沿科雷斯特韦尔大道驶向案发现场。”
“现在听我说，”梅森说，“星期六上午，你接到了阿彻先生写的这张备忘录，条上是这样写的，”接着梅森念起来，“我们一起在金狮饭店用过晚餐，我吃的是嫩烤小鱼片。我们喝的是智利产的红葡萄酒。你记不清什么牌子，只知道是智利产的。你吃的是法国炸虾。我们从饭店沿哈维大道前行到达默里路，从默里路驶到科雷斯特韦尔大道，然后沿科雷斯特韦尔大道驶向案发现场。我正准备点烟时发生了抢劫案，点烟器从我的手中掉下，落到了车座上……”
“备忘录上还有许多，拉维娜夫人，现在我问你，这张纸是否给过你，你是否看过这张纸？”
她无望地看看佛里奇。
佛里奇说：“法官先生，我抗议这样的提问。我抗议对证人使用这样的弹劾方法。那张纸应首先验证。”
“无效。”法官埃根果断地说，“回答问题。”
“是的。”她说。
“你看过这张纸，今天上午的证言也是以这张纸为依据的，对吗？”
“我……”
“法官先生，”佛里奇说，“我不喜欢提出抗议，但是，我坚持认为，这样的讯问无根无据，这样提问出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据，这种法庭调查是不适宜的。仅仅因为阿彻先生在纸上写了几句话而又把这张纸传给了证人，这根本不能说明，证人的全部证言都不是自己回忆起来的。假如说，阿彻先生仅仅在纸上写了一句‘被告即抢劫犯’，我们就可以据此提出证人的所有关于这方面的证言全部无效，因为她看了另一个证人的提示。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抗议无效。”法官埃根厉声说。
马莎·拉维娜说：“作证之前我看过那张纸，但是我的证言并不以那张纸上的内容为依据。我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依据。”
梅森说：“控方律师已经给你拟出讲稿，你已经背得相当熟练。”
“法官先生，我抗议！”佛里奇叫喊着，“这是侮辱本控方律师，侮辱本法庭。”
“法庭不加评论，”法官埃根毫无表情地说，“继续调查，梅森先生。”
“上星期五你记不清这些细节，是吗？”
“是的。”
“今天上午你记起来了，是吗？”
“是的。”
“正是因为这张阿彻先生写给你的备忘录唤起了你的记忆，对吗？”
“某些细节的确在星期五不太清楚，现在有点清楚了。”
“因为有了这张备忘录吗？”
“不是，因为我有了重新考虑这些东西的机会。你星期五的提问使我很吃惊，我只是没有想起来这些东西。星期五之后我才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在这张备忘录的帮助之下。”
“那张备忘录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梅森先生。我了解一切发生过的事情。”
“你全记得吗？”
“我全记得。”
“记得那瓶智利产的葡萄酒吗？”
“清清楚楚。”
“什么牌子？”
“记不清了。”
“喝咖啡了吗？”
“是的，我喝了。”
“阿彻先生喝了吗？”
“我……我不记得那些。”
“可能明天早上你就会记起来的，对吗？”
“可能”
“阿彻先生是如何把这张备忘录递给你的？”
“佛里奇先生要求我们两人到他的办公室里，他要分别和我们谈话。他解释说，他不想让我们在一起互相谈论证词，他只是想搞清楚一些情况。”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阿彻先生第一个进入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阿彻先生在那儿与佛里奇先生大约谈了15到20分钟，然后走出来，他向我笑了笑，欠欠身子也就走了过去。”
“不过还是把这张纸丢给了你。”梅森说。
“这个，不全是那样。”
“那是怎么样？”
“他又停下来与我握手，把叠着的纸条塞进我的手中。”
“你接住了，对吗？”
“是的。”
“看了内容，是吗？”
“是的。”
“在进入佛里奇先生办公室前，对吗？”
“佛里奇先生正好站在办公室门口。”
“你在进入佛里奇先生办公室前看了纸条的内容，对吗？”
“没有，在那之后。”
“之后何时？”
“一走进去就寻机看了。我……我把它展开在桌下的膝盖上看了看。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佛里奇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吗？”
“是的。”
“你告诉他晚餐的事了吗？”
“是的。”
“告诉他智利葡萄酒的事了吗？”
“是的。”
“告诉他你记不清酒的牌子吗？”
“是的。”
“不过你确实记得那是智利葡萄酒，对吗？”
“是的。”
“星期五在证人席上时你回忆不起来对吗？”
“是的。”
“星期六上午到了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后你回忆起来了，对吗？”
“是的。”
“从阿彻先生手中接过这张备忘录后，你才回忆起来，对吗？”
“有所帮助。”
“能提供多少帮助？”
“一点儿。”
“帮助了你的回忆，对吗？”
“是的。”
“事实上，在那之前你对这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对吗？”
“当然有。”
“到了星期六上午，你才记起，阿彻先生曾在晚餐时点了一瓶智利产的葡萄酒，是吗？”
“星期五晚上我已记起来了，那件事非常生动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谢谢你，”梅森说，“我想，拉维娜夫人，我的调查完毕。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就另外一些问题对阿彻先生进行法庭调查。”
“对拉维娜夫人，你有什么需要重新说明的吗？”法官埃根问佛里奇。
“没有，法官先生。”
“很好，传阿彻先生出庭，接受调查。”
拉维娜夫人离开证人席，审判庭里出现了紧张的沉寂。几分钟阿彻进入审判庭，又一次走上证人席。
“阿彻先生，”梅森说，“自上周五休庭之后你与拉维娜夫人联系过吗？”
“今天上午我向她道过早安。”
“你和她就本案有过联系吗？”
“当然没有。”
“等一下，法官先生，”佛里奇说，“我认为，为了公平对待这个证人，辩方律师应该建议他对有关……”
“坐下！”法官埃根厉声道，“法庭对本阶段案情很感兴趣，现在我要求双方律师都保持沉默，让法庭讯问一两个问题。阿彻先生，请你抬头看着这儿，好吗？”
“是，法官先生。”
“星期五之后你与拉维娜夫人就本案问题有过联系吗？”
“哦，没有，法官先生。我知道法庭要求我们不能联系。”
“有关证词方面呢？”
“没有，法官先生。”
“有关案发之夜的任何情况呢？”
阿彻停下来看了看佛里奇，看了看审判庭又看了看陪审团。他突然意识到了笼罩在所有在场者身上的紧张气氛。
“这个，法官先生，我不完全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你，”法官埃根说，“是否使用过任何方法，就抢劫案发生的夜晚的任何方面的情况与拉维娜夫人联系过？”
“哦……是的。”
“那么，联系过吗？”法官埃根问。
“可能对一些相当不重要的事情。”
“你与她谈过这些事，是吗？”
“我……确切地说不能算谈过。”
“你可能与她谈过有关案发之夜用晚餐的事，是吗？”
“如果法庭允许，”佛里奇说，“我想……”
“我要求控方律师不要插言。”法官埃根说。
“尽管如此，”佛里奇说，“原告方仍然有权向法庭的讯问提出抗议。”
“那么，我的讯问错在何处？”
“我觉得，”佛里奇说，“必须让这个证人确实明白法庭讯问的问题，譬如，包括书写方面的联系。”
法官埃根气恼地坐到椅子上，说：“佛里奇先生，这正是法庭想要了解的。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