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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在节支方面也不比增收逊色，连刚搬出地下室的我都甘拜下风。洗脸水用来洗脚，洗脚水用来冲洗马桶；洗菜水要么用来灌花，要么用来脏泡衣服。这样一来，客厅、过道和厕所里到处摆满了盛脏水的容器，一不留神就踢翻，满屋子脚臭，你还得连连道歉，捏着鼻子用墩布清理完毕。无论是你洗脸还是洗衣，这女人都会碰巧过来笑嘻嘻提醒你别浪费水。洗澡时你刚把身体弄湿了，她就会过来敲门：“别超过五分钟，当心缺氧。”
我几次发作起来，她马上嬉皮笑脸地上纲上线到环保主义的高度，让你哑口无言。
这家人就像被高强度胶水拧在一起的冤家对头，总为一些鸡毛蒜皮吵得不可开交。哥俩除了互相瞧不起，还瞧不起各自的继母或继父；老两口除了互生厌倦，还在儿子面前捉襟见肘地维护可怜的尊严。他们有时群起攻一人，有时一人攻其余所有人，有时两人对攻，有时两家对攻，有时交叉火力，没完没了。总的战况是，邋遢男人最无尊严，除了那条宠物狗，谁都可以在任何场合拿他来羞辱一番。
这对夫妇刚五十出头，五官俱全四肢皆在，还挺茁壮的，却从不考虑去挣钱，就靠低保和房租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摆出一付养尊处优状，养花弄草，玩耍宠物；更不妨碍他们在房客面前说话的口气就像收留了一群叫花子。同样是下岗职工，敢情首都的下岗职工就这么牛逼。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忍受一季度。
我隔壁储存间的那个漂亮女孩小艺来自西北某城，当地艺校学生，又一个做明星梦的。小艺沉默寡言，一回来就钻进那个让人窒息的“胶囊”，偶尔在厨房或楼道碰见搭句话。有一次，我看见她买来饭蜷缩在那个狭窄逼仄的床上艰难地吃着，就叫她过来和我合用写字台。小艺很腼腆，对陌生人也很戒备，叫了几次才过来。我开玩笑：“螺丝壳里耍道场，你应该当杂技演员才对啊。”
小艺笑笑：“客厅老是有人。”
我问：“你咋租那地方啊，那是储物的，不是住人的。”
她说她找得急，抱怨道：“还五百五十块呢。”
此后几天，小艺每次都到我房间来吃饭，闲聊一会。一个晚上，我洗漱完毕准备就寝，小艺突然轻轻敲开我的房门。她把房门关严后低声说她要回老家，票都买了，半夜的车。她有些行李，问我能不能送她。她说不能让房东知道了，她没续租，可能房东找她麻烦。我钻进储物间一看，她已经收拾妥当。我们观察了一会动静，拎着大行李包蹑手蹑脚地出了门，我一直把她送上车。
次日早晨，房东一脸狐疑地问我小艺的情况，我说我哪里知道。女的阴阳怪气：“她不一吃饭就钻你那屋里去了吗？”
我不满地说：“啥意思啊？房客不能串门吗？”
男的皮笑肉不笑：“我敲你门了，没人答应。”
我有些火了：“我睡着了——你怎么可以在半夜随便去敲客人的门呢？美梦是无价的。”
“没事，我们也就问问。那女的半夜跑了。”女的说。
“跑了？”我问，“那叫不辞而别。你们有什么损失吗？”
“那倒没有。”女的抱怨，“也不提前打招呼，我又得找人去。”
“你这儿条件这么好，肯定不缺人。”我假惺惺地，“我还有一月，我不会续租了。”
他们很快忽悠来一个新房客，以六百块的价格将他暂时储存在那间储物间，又以九百块的价格将我住的那间预租给那人，然后又设法引诱下一个进贮物间。这么精明的人，不去做人贩子或倒卖军火什么的简直是极大的人才浪费。
4
西单图书大厦，稻麦般密集的人群和海洋一样的书让人犯晕。任何一本书摆在这里立即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电脑里一查，我的书上市两星期才卖了百十本，既兴奋又沮丧。
正拎着一捆沉甸甸的书过天桥，接一电话，那头自称某都市报女记者，劈头就问：“请问你那新书封面上的人体是您吗？”
我猝不及防，马上想到胡蒙，我问：“你咋知道啊？”
她嘻嘻一笑：“记者嘛，我有内线。”
应付了记者，我马上联系胡蒙，责备他胡言乱语，他在电话那边笑个不停：“有了炸弹就要扔出去嘛，还留自个手里啊？”
我警告他：“你别乱说了，出版社可能有意见。”
“我不会乱说，但不能保证他们不能乱写，不过你也别怕。我都不怕。”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光屁股还怕穿衣服的么？你当然不怕。”我得了便宜还卖乖。
随后几天，采访电话不断，统统推到“胡骏”和出版社那里去了。消息陆续出来，经过胡蒙和记者的渲染，变得耸人听闻。很快编辑打来电话责备，阻止这事发酵。
在朋友们的撺掇下，稿费还没拿到手，就呼朋引伴大快朵颐。胡蒙带来了几张报纸，把相关报道念了一段，成了餐前开胃菜。有人说有创意，有人说我胆子大。我便隆重推出模特，大伙大吃一惊，让他站起来转转身，说：“果然是你啊！”
胡蒙得意洋洋地问：“不信啊咋地？”
康妮和格格作证那就是胡蒙，版权所有，如假包换。和胡蒙豪饮过的燕子抬杠：“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
其他人都鼓掌。胡蒙陡增豪气，开始脱衣服，在脱了上衣准备解皮带时，我制止了他。燕子和格格似乎谈得很开心，我提醒他们别开小会，燕子一挥手：“我们在谈杜拉斯，你们男人不感兴趣的。”
“谁是杜拉斯？”坐在旁边的杨星辰问，我煞有介事：“杜蕾丝的妹妹，但没杜蕾丝那么耐用。”
李皓混进了联合国某援华项目，我介绍他时，就说他是安南（注：安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听着够吓人的。李皓自嘲说：“联合国里有个难民署，我归那儿管。”
杨星辰说：“你由北漂难民混成联合国难民也是历史性的进步啊。”
李皓历数该项目的种种低效、浪费和腐败行为，义愤填膺：“各位，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联合国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机构，咱们还任重道远呢！”
杨星辰说：“你就别假正经啦，如果给你一个腐败的机会，你难道会不珍惜吗？”
李皓马上模拟《大话西游》里的那段弱智独白：“曾经有一个腐败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却没珍惜……如果安南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硬要加个期限，那就是——腐败一万年。”
大家哄笑。天宝翻了翻书说：“好事多磨，总算了个心愿，就这封面有点别扭。”
牛胖子减了几两肥，穿戴越来越脱离了草寇痕迹。他在课堂上恣意挥洒，这里他却很内敛，和几个东北老乡相谈甚欢。看了书后啧啧道：“你小子玩大啦。”
我笑：“别以为只有东北银（人）才是犯大案的。”
杨星辰的生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吉星高照，越来越大。他开着一辆新买的“马自达”A6过来，我们都恭维他一阵，他哭丧着脸：“嗨，这车又不是我的。”
我们有些糊涂了，他解释道：“这车掏钱的是我，车主却是一北京哥们，搞笑吧。”
天宝说：“北京就这规定，上牌照必须北京户口。”
“就像孩子明明是我的，却非要给他找个野爸爸。这政策有创意。”杨星辰说，“哪天我哥们和我闹掰了——我打比方啊，他说这孩子是他的，我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
天宝给他出了一招：“没事，他要那样，你就开车去撞人，出了事也算他的。”
“姜还是老的辣啊！”我夸他。杨星辰抱怨：“幸好开公司生小孩买房不要北京户口。”
初次见面的牛胖子噎了他一句：“买了房你也只能暂住。”
“是啊，弄得比绿卡还牛逼似的。”杨星辰忿忿地，“再这样下去我只有两条路，要么回老家，要么移民。反正成不了北京人了。”
“格格”、康妮对这个话题没兴趣，他们就像那些先挤上公汽的人。她们说得很委婉，逻辑上无懈可击：“主要是来的人太多啦，血都往心脏上涌肯定受不了。”
《人精》休刊后，于江湖混进了一家投资公司。他说这是一家古怪的投资公司，惟一的业务就是不投资，雇一帮人在豪华写字楼守着，到时领工资就行了，像是在洗钱，他都感到害怕。
齐顺子也搬出了地下室，他揽了个网络灌水发帖的兼职工作，谁给钱说谁好话，每个帖子两毛钱，有理论水平的可以拿到半块钱，每月也有千把块收入。这职业挺新鲜的。他和这群人格格不入，只与燕子、我聊几句。
燕子又说她就要上戏，我很不耐烦，她一嘟嘴：“哼，不信走着瞧。”
快散场时，康妮私下说给我找了个活儿，给一女模特策划编撰个人宣传册，她诡秘一笑：“这可是货真价实大美女。”
我笑言：“你放心，一提到钱就异常清醒——穷人都这毛病。——你不吃回扣吧？”
她又差点爆炸：“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拉皮条的？”
第21章
1
新找的房子在六里屯附近，半地下室，除了半截带铁护栏的窗户露在地上，和楼上民居格局没啥不同。我住的那间只有一张弹簧床垫和简易衣柜。我向房东要了一张写字台，串了一根电话线，分摊话费。除了偶尔听见一列火车轰鸣而过，院子里很安静。室内很凉爽，略微潮湿，比起B2…15好多了。月租七百五十，季付。
房东薛玲三十多岁，未婚，小单位职员。她小巧玲珑，口齿伶俐，性情中人。她的同居男友小信，比她差不多小了一半，河南农民子弟。两年前薛玲游览嵩山少林寺时认识，当时小信离开穷乡僻壤的家，准备出家当和尚，薛玲说服他还俗。俩人先是拜为姐弟，后来弄成暧昧。一个月前小信“不堪思恋之苦”，从河南赶来。小信没工作，薛玲给他找了个保安的差事，因为打人下不了手被炒了。让他去打零工他又眼高手低，从此闲在家里。
小信黑黑瘦瘦，稚气未退，看上去不到十七岁。他理着光头，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佛珠，和一个小和尚相比，就差一身僧衣了。小信还割不断佛缘，一起床就端坐床头眯着眼睛转动佛珠咿咿呀呀地念一阵经，再倒头睡到中午，给薛玲做好饭送去，其余时间就是洗衣、清洁或看电视。小信睡狭窄客厅里的沙发，半夜常听到悉悉窣窣的声音，随后房门一关，热火朝天，男呻女吟。
两人出双入对，很是引人注目。这小花和尚要和薛玲共度余生，薛玲却拿他当干儿子看。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时，两人问他们是否有夫妻相。我笑说：“再不像看多了也像。再说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还什么像不像的？”
小信显然很感激这个说法，薛玲则满脸通红。事后，小信和薛玲都背着对方问我他们的前景，我均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小信有些气馁：“她是北京人，我是河南农民，一没钱，二没文化，三没工作。”
“有颗炽热的心就行了。”我大而化之地说，“爱情没啥理由，信佛嘛，这叫缘。”
小信突然拉着我的手，泪水化作倾盆雨，我的衣袖都成他的抹布啦。薛玲担心的不是他们的身份差异而是年龄差异，她说：“他完全还是个孩子。”
我说：“时代进步了，不见现在姐弟恋大行其道吗？”
薛玲说：“哪像姐弟恋，跟母子恋似的。我四十岁时他才二十多，我六十岁，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搬家后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