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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三十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哪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做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这就好了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