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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当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大跃进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不过，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八九年底了。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不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女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人同志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同志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吧，你着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十一时平阳市委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呆了一天，在我们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高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作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同志，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如何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努力，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同志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同志，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你，我就高消费一次，沾光喝你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同志，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下，大声向工人们说着什么。
工人们根本不听，有节奏地喊着：“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就在这时，高长河来到工人们面前。
文春明看见了，先和高长河说了句：“我已经叫何卓孝他们来领人了。”遂又高声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高长河书记来见你们了！〃
静坐的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都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高长河。
高长河挥挥手：“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到平阳工作，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对平轧厂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