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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得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出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得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得不行。叫整的事多得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你说梁庄下河那条路卖的钱？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也不怕啥，反正没落我自己兜里一分钱。那条路卖了十七万四千元，让他们走大型拉沙车，沙厂人也高兴，咱们也得钱了，大车容易伤害路，一旦压坏，可以修。剩下的部分还可以拿来修村里的路，这也是好事。村里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没看到支出的那些。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大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没招儿。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地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中可以感觉出，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一个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乡党委书记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或依靠宗族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难处。
当问起国家对乡村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还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或特别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得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儿？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县委书记：农村正在渡过一个危机期
我的故乡之行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对国家的许多政策及宏观的现代乡村政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使我的调查及思考有了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视野。
县委书记最早是乡村民办教师，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对中国县域经济有独特的认识与思考。因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他对乡村问题、政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都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和见解，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学情结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从他的言谈和治县方针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乡村现状的愿望与决心。我听过他的政府报告和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他是难得的一个不讲空话、具有思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领导。他的城区改造、生态经济、村庄整治、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个穰县的外在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从最根本上讲，也使得农民的生活观念慢慢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实的积弊太深，每一种想法落实到实践上，都有种种的变形，这些使得他的许多想法被架空。许多项目、设想、规划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会变得面目全非。但县委书记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按他的话说，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做，总会有效果。
为了使问题及内容清晰化，我以问题的方式把他谈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农村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村在发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这以分田到户为标志。生产队的集体性质，大队、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基本摧垮。文学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最典型代表。
1980、1983、1984年，是农村生产力极大释放的几年，人们普遍能够吃上白馍。中央先后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解放了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也奇怪，那几年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慢慢地，原来在集体时期的公共设施全部被毁掉，过去集体的水利设施、拖拉机，都卖光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党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要点是沿着两条主线推进的：一是物质上保障农民利益；二是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接着国家开始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小商品生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个体私营经营，进一步强调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统分结合，统，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从实践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统的功能减弱了，分的功能强化了，小生产者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增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比如山东蒜苔事件等，还有化肥厂倒闭，最典型的是洛阳拖拉机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了，人们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农村政策的过渡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小平“南方谈话”，国家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产业结构、就业形式发生变化。前面整个时期是以土为主，现在是以“出走”为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化。
出门打工挣钱带来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分散化。三个儿子在不同地方打工，从不同的地方寄钱回来。并且，有的在外地买房、租房，小孩也接到当地上学，传统的宗族式家庭慢慢在解体、消散。另外，这一现象也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专业化、商品化特征慢慢形成，校油泵、卖小磨油，不少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成了市场主体，形成了就业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村落结构的大变化。
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三统五筹，三统：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说是据实征交，但无法操作。乡里常常是先定一个数目，然后收钱，越来越厉害，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越演越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甚至是对抗性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得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逐渐加重。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也不用从外地回来，不影响打工。我到乡里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