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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发展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有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窟，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中国十几亿人，地域复杂，简单地以城市来涵盖生存群体，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城市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镇并举，以中小城市为主的方针。
第二，发展中小企业，能形成当地就业。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有人说，我们是低档工业制造者，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人口是我们现在的优势，也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种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的高度发展是必然的。现在有各种保障农民工的措施，譬如劳动合同，这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公司会抬高门槛，该用的不用，造成挤压效应，也会使很多人失去机会。
什么叫城市化？住在大城市就叫城市化生活？我认为，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业、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能用抽水马桶，能洗澡，出门能用车，这是城市化。我去韩国考察，韩国的大部分教授都住在城市郊区，但是各种生活设备特别齐全，这也是城市化。如果城里人所能享受的现代文明成果，农村人也能享受到，并且按照新的组织理念，靠专业合作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化。还有收入方式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家庭经营，而是现代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工资收入占了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也是城市化的标志。
在穰县，我们提出四级城镇体制，充分发展乡、镇的作用，在乡村打造贸易集中地，它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市，到一定程度就有点像国外的小城市。另外，以原有的民间集市为中心，形成几个村的物资流通地，发挥镇的功能。实际上在欧洲，周围几个村，中心是一个大的物资交流和事务中心，就形成一个小市。
有些学者很悲观，认为农民人口太多制约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有一个观点，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现代化，总还得有人种地。即使农民占百分之三十，还有五亿，那还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并且，如果农民都聚集在城市，城市病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乡村发展好了，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以拥有城市化的生活，也会解决大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农民父母在家里帮着种地，像穰县这样的平原县份，就按人均毛收入七千，小孩上学也不要钱了，日子也还可以过。假定说年轻小两口打工，一年挣两万块钱，再加上家庭收入，平均每月两千，这对于农村来说，是相当可观。现在新农村整治，路也通了，下雨也可以出门，门口就有超市，有自来水管，有太阳能，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不亚于城市，所缺乏的就是信息。若干年后，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解决了，你住在乡村有什么不可以？
九十年代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种地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割麦、犁地、种地等等都机械化了。这样，农民就不会讨厌种地了。
当然，也有许多问题，现在农村灰色的东西多。譬如留守儿童问题。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头对小女孩长期性侵犯，晚上走一段偏僻小路，总是被强奸，有几年时间，奶奶都没有发现。后来，奶奶发现了，老头把女孩和奶奶都杀死了。这是一个悲剧。还有就是家庭情感问题，父母情感的缺失。不出去收入低，出去造成了家庭伦理问题。穰县一些乡村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宗教信仰混乱，造成价值理念的缺失，传统的东西没有了，新的又没有形成，在信念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形成了一个空当。
从总的趋势来说，中国农村在明显变化，是不断进步了，但问题也不少，如何在趋势下找出个性差异，引导农民往哪里走，这是需要我们各级深思和关注的问题。
你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对农村农民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农村的个别女孩出去干不好的事情，挣钱回家盖房，回来非常纯，不管在外面如何妖，回来像个乖孩子，特别纯，表现得非常淳朴。但是，你还是能大体看出来她在外面的职业。乡村文化、村庄生活场具有很强的净化功能。穰县文化特点相对传统，这也在无形中制约着女孩在外的行为。
穰县文化是书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织，节约，克勤克俭。2000年我在另外一个县任职，一条街上就有四五家茶馆，甚至有酒吧，穰县至今还很少。在那里我经常陪朋友去茶馆坐，在穰县我就基本不去。今天咱们在这儿说半天话，可能很快就会传出去。那也是个新闻，而且是个负面新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表现。地域文化的排他性很强，对外来文化形成挤压，地域文化特别保守。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具有一种固化效应，有一种锁定功能。把习惯、习俗哲学化，就是宗教，把习惯伦理化、抽象化、虚化，就带来宗教、艺术、文学。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固化之后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强。地域文化形成以后，游离于现代生活之外，排他性很强，这是一种固化效果。有客人来穰县，招待饭后请他到卡拉OK厅去唱歌跳舞，据说人家感觉在穰县没意思，因为都是一家人来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增加一个成分，权重也不一样。
很难把文化这种东西冲开。有一次，我到河边去，碰到一个老太太。她非常有意思，跟我说，前任领导允许在穰县建红灯区，简直是伤风败俗。其实，也不是什么红灯区，据说只是某条小巷有几家发廊集中了。老百姓有误解，某个县领导作了解释，结果又引起更大范围的误解。干部的言语行为会在这里留下某种印象，只不过农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的。
我一直讲，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融合不融合，首先是文化上融合不融合。
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实际上是两大冲击，一是沿路盖房，对原来村落结构形成冲击，这就必然会带来对村落文化的冲击。过去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那里有句俗语：“碾磨齐全，房后有个竹园”，那种农耕式的生活，筐子、筛子都可以自编，一切齐全，可以自足。村落结构形成互助文化，互相周转，邻里之间虽然也为宅基地闹矛盾，但长期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互助文化，在摩擦中互助，共生文化。后来，沿路盖房子，带来的结果就是村里的公共设施不能共享。还有就是传统东西的丧失，过去你借我一个东西，隔个墙头就可以递过去，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形成很多空心村。所以这几年下大力气改造村庄，村里道路畅通，下水道打通，搬到外面的农民又回来了。第二，因为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家庭结构的散失。老少问题，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隔代亲，爷爷对孙子是溺爱式，不是一种管教式，父母情感的长期缺失对孩子的成长都不利，这又是对传统东西的冲击。且不说外来要素的冲击，就这两个问题对目前农村文化带来一种可把握上的难度。过去凤凰卫视来拍片子，我说过一句话，唯有文化无敌。文化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就是锁定效应，美德如此，劣习也如此。比如说沿铁路的一些村落，个别农民盗窃、扒火车，为这，不知道抓多少人，但是还扒。道德堕落也形成一种习惯，也会越来越固化，最后形成文化。文化像一个橡皮墙，用刀子戳才能戳破。用石头打，打轻了，它是一个窝；打狠了，慢慢可能还反弹过来，打住你自己。最后，都又慢慢平复了。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不光是指学校教育，实际含有道德教化、传统文化缺失的意思，没有抵制住西方的思想，各种封建的东西又都冒出来。邓小平讲的教育是一个大概念，是国民教育、道德教育、素质教育、优秀文化复兴和普及等等。
作为政策的实践者，如何落实政策，从哪些层面做起？
这几年我们干点事，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有真感情。农民最苦，我甘心干点事，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第二，一项一项地抓。抓中央的惠农政策落实，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争取到、落实好。譬如太阳能的引进，发生在农民的身上，这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化。学会洗澡，这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心理变化。抓茶馆建设、村村通，把农民带进现代文明生活。从农民的脚下，从房前屋后抓起，村庄整治有十大好处。起码对村落的传统文化结构、生存方式的改变是一个保护和发展。这是一个基层干部的责任，我们吃了多少年空喊的亏。要实实在在为农民办实事，努力提高农民的方便程度。第三，基层要有责任感，要把现代文明成果一项项引给农民，应该定格在能力建设上。就农民生活而言，不能说农民落后，电话、手机、电视都有普遍性，现代文明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的生活，随着农民接受信息量的增多，农民的视野在不断地扩张。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他的能力在往哪个方面发展，这是应该重视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往三个方面发展，第一，就业创业能力。现在农村教育应该侧重于职业技术教育，不应该只随着大学教育走，农村教育边缘化，应该去学具体的职业技术。第二，能够融入现代生活的能力。一方面农民收入低，另一方面有收入的农民不会消费，不知道怎么去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新结婚时代》反映出城市对农村的普遍看法。农村大学生最不喜欢听的话是：你真农民。这是文化上的断裂所形成的城乡差异。村落可以保留，学会规范、干净、整洁。我们力求向农民引进一些元素，譬如电脑，虽然大人不玩，但小孩去玩就是一种进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提高农民政治意识，保护政治权利的能力。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捍卫，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诉求权，常被基层干部看做是捣乱、钻牛角尖。
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力求使基层干部用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新的思维去应对新的问题。基于此，穰县推出“四加二”工作法，现在中央也认可了，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农村推广。“四加二”，就是四议两公开，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规定一个程序，农村的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过四个程序：一是党支部提议，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商议，三是党员大会审议，四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所谓“二”，决议结果公示，执行结果公开。
这一工作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意义。从理论上讲，按照中央的概述和学者的概括，它把党的领导机制、村两委会的协商机制、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到一起，可以说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充公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的有机统一。从实践意义上讲，“四加二”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它让基层干部学会协商和妥协。在协商基础上的妥协是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民主的基础。第二，使基层干部学会程序决策，没有程序，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