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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我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叨叨地和母亲说一说话。
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他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可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母亲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母亲，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东西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待上整整一天，天黑以后才离开。当听她这样讲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们身边。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回望还并未远去的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难道还小吗？
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就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清道哥，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我知道，我终究还是会回来，看看这一片土地，看看这一个村庄，看看那些人、那些事……
再见，妈妈！
再见，故乡！
后记
后记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而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在这个村庄，熟悉这个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就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加宽广、敏锐，也更加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微风吹来，那故乡般馨香的味道就在身边萦绕。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回忆总是让我感到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到了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里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这些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离我们还很远吗？
感谢“我”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
父亲抱着病体，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入使我也很快地融入到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十七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
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因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着。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天出去锻炼身体，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的小妹，她千方百计在单位请假，以便能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的心里，她是期望着能和我一起同行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首先都来自于她在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是自叹不如的。
我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姐妹六个就有说不出的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文质彬彬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子。
我的二姐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在本书还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二姐又查出得了重病，马上要动手术，仍然是那一魔咒：癌症，我们全家人都在祈祷她能安然渡过难关。
虽然如此，我的大家庭依然健康开朗，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除了家常话之外，大家通常都是说这段时间如何度过，父亲的身体如何，牌打得少了，大家如何在反思自己，姐夫们如何勤劳，或如何贪玩儿，等等。大家努力生活，好好上班，做生意挣钱，处理与丈夫的感情。隔一段时间，姊妹几个就会凑一凑各家的钱，出去来一次短途旅游，为着逐渐老去的父亲，也为自己找到一些愉悦。我相信，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有很多很多。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儿子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羞愧，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几天过去，泥土却成为了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让人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大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意到屋里来。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实的小伙子。每天在巷道里、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一起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饱的样子，就又跑开了。我喜欢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我又带着他回去，他在这里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玩儿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火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休假，我们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了故乡，他用一个老记者的采访经验和对问题的敏锐度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框架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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