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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记得，那还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不知是班上的哪位同学把家藏的那种校方禁读的长篇多卷武侠小说，什么《七剑十三侠》《峨嵋剑侠传》、《十三妹》之类的旧书弄到学校里来，有交情的才能带回家过一宿，没交情的只能在上课的时候，塞在课桌的抽屉里偷偷看上几眼。
我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有过一套《荒江女侠》的连环画片，打弹子的时候输掉了几张，再也凑不齐全，我曾经可惜得不行。
我又记得，也是这“荒江女侠”，或是“十三妹”，或是什么别的女侠，同我少年时性意识倍增懂懂的觉醒也有关系。那大概是从旧书铺子里来的一本连环画，前一页画的是一枝在劲风中零落的桃花，底下的文字说明写的大抵是可怜一夜风雨知多少，隐约的意思是这女侠被一个恶少，自然也是有武功的，霸占了。之后又有一页，是这女侠拜了武林长者高手，学成了一手飞刀绝技，一心雪恨，终于找到了这仇人，甩出的飞刀本钩住了他的首级，却又动了无法明白的恻隐之心，只将他一只手臂割断，反放了一条生路。
“你相信不相信，现在还有女侠？”我这老同学问我。
“就是这照片上的她？”我弄不清他是不是在开心。
照片上我这位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老同学，穿着地质队的野外工作服，神态憨厚，我总觉得他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书呆子彼埃尔。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很瘦，只不过他那张善良的圆脸当时就戴的一付眼镜，总挂在鼻梁上，同一位俄罗斯画家的一本托尔斯泰作品插图集中的彼埃尔有些相似。可他身边那位只到他肩膀高的侠客，穿的同老农民一样，一件宽大的对襟大褂，大裤脚下又是一双当兵的那种平日胶鞋，没有性别的脸上一对小眼，除了像农村女干部那样齐耳根的短发表明她还是个女性，同我从武侠小说，画片和连环画上得来的那一身短打，束腰提气英姿凤眼的女侠毫无相似之处。
“你别小看了她，一身功夫，杀人如割草，”他说得一本正经。
我从株州东来的路上，火车晚点了，停在一个小站上，大概是等从对面开来的一趟特别快车。我一看站名，突然想起了我这位老同学在这地方的一个勘探队工作，十多年来失去了联系。去年，一家刊物的编辑竟然转来了他寄给我的一篇小说稿子，信封上写的就这地名。我没有带上他的地址，可我想这么个小地方总不会有好几个勘探队，不难问到，当即下了火车。他是我少年时的好友，人世间快乐事不多，老朋友出其不意相见，正是一乐。
我从长沙经株州转车，本来也无意停留，那城市我一无亲属，二无熟人，又无民俗，也无古可考，却也曾在湘江边上和城里转了整整一天，后来才明白无非是为了追溯另一个
想来都很无聊的印象。
我带着铺盖卷，像难民一样从北京赶出来，弄到我儿时曾经逃难过的这山区，去所谓“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也已经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同一机关里人与人的关系被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弄得十分紧张，人人高喊革命口号，死守住自己这一派，生怕被对方打为敌人。没想到又来了个最新的“最高指示”，军代表也进驻到文化机关，大家伙子是全都弄到山匕来种田了。
我打出生起就逃难。我母亲生前说，她生我的时候，飞机正在轰炸，医院产房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纸条，防爆炸的气浪。她幸运躲过了炸弹，我也就安全出世，只不会哭，是助产医师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才哭出声来。这大概就注定了我这一生逃难的习性。我倒是已经习惯于这种动荡，也学会了在动荡的空档中找点乐趣。众人在站台里坐在铺盖卷上傻等的当口，我把行李托给人，像一头丧家之犬，在这城里大街小巷乱转，竟然同对方派别的一位死硬分子在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那时猪肉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一张肉票，只能买一斤猪肉。我想他同我一样，无非想吃顿肉食。这饭铺里居然有辣子狗肉，我和他各要了一盘。好歹都沦落在外，便坐到一张桌上，而且不约而同争着买酒。于是一起就狗肉喝酒，仿佛并没有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同谁也不是敌人，当然谁也没有提及政治。饭桌上居然有那么多共同可说的，关于这条老街，诸如可以买到发出稻草香味的草纸，手织的不要布票的土布，茶叶也不凭证券定量供应，而且还可以买到北京根本见不到的五香花生米。他和我也都买了，也都从包里摸出来，摊到桌下酒。就这么点不值得记忆的记忆，竟让我从长沙过株州转车时停了一整天。那么，我少年时的好友更没有理由不找他一找，何尝不给他也带来一分意想不到的快乐？
我在这小站边上的旅店要下一个铺位，把背包寄存了。如果找不到他，回到旅店还可以打个吨，赶一早的火车。
我在卖夜宵的小摊子上吃了碗绿豆稀饭，疲劳顿时消失了。我向街边上税务所门前躺在靠椅上乘凉的一位公职干部打听，这里有没有个勘探队？他坐起，立刻肯定有，先说离街二里地，再说三里，最多五里，从这街的尽头，到路灯没了的地方，由一条小巷里进去，经过一片水田，再过条小河，河上有个木桥，河对岸走不多远，有几幢孤零零的新式楼房，便是勘探队部。
出了市镇，夏夜繁星满天，一片蛙鸣。我一脚踩进水坑里，这都是次要的，只一心要找到他。夜半于时，我居然摸黑敲到了他的房门。
“你这鬼！’他惊喜叫道，老大的个子，又高又胖，穿个短裤，打个赤膊，用手上的大蒲扇使劲拍我，直给我扇风。这也还是小时候大家拍肩膀的习惯。我当时班上年纪最小，同学间称为小鬼，如今自然是老鬼了。
“你怎么来的？”
“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我也好快活。
“拿酒来，不，拿西瓜来，这天太热。”他招呼他妻子，一个实实在在的壮实的女人，看来是当地人，只是笑笑，并不多话。他显然在这里成的家，仍不失当年的豪爽。
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他的稿子，说是看到我这几年发表的一些作品，想必是我，才把稿子寄到一家发表我文章的刊物编辑部，请他们转给我，还真联系上了。
他说他也手痒，耐不住了，才写了这么篇东西，算是投石问路。
我怎么说呢？他这小说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祖父是个老地主，在学校里总受到同学的冷眼，又天天听老师讲要同阶级教人划清界线。便觉得他的种种不幸原来都来自这病而不死的糟老头子，就在他喝的汤药里放了打猪草时也得捡出来的一种叫药婴花的野花。早起，村里广播喇叭唱起“东方红”招呼村民下田做活的时候，小孩醒来一看，老头子趴在地上，满嘴乌血，已经断气了。写的是个孩子的心理，用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我把这稿子交给我认识的一位编辑看了，他对我倒是不用通常退稿的行话，打一通文坛的官腔，诸如情节欠提炼，立意不高远，性格不鲜明，或者说不够典型，照直说了，认为写得不错，可作者走得太远，领导肯定通不过发不出来。我也只好说作者是搞野外勘探的，走惯了山路，那知道当今的文坛的尺寸。我如实告诉了他。
“那，这尺寸在哪里呢？”他眼镜里透出不解，依然像书呆子皮埃尔的模样。“前几天报纸上不是又重申创作自由还是要讲的，文学还是要写真实的。”
“我就是为这他妈的什么真实不真实倒的霉，才奔你这里来，”我说。
他哈哈大笑，说：
“这荒江女侠的故事也就算了。”
他拿起照片，扔进抽屉里，又说：
“我野外作业在那破庙里住了几天，同她熟了，聊天时勾起了她的心事，足足同我谈了一整天。我记了半本子，都是她的亲身经历。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个笔记本，朝我晃了晃，说：
“足够写本书的，书名本来我都想好了，叫《破庙手记》。
“这可不是武侠小说的题目
“当然不是。你要有兴趣，拿去看好了，作个小说素材。
说完，他把笔记本也扔回抽屉里，对他妻子说：
“还是拿酒来。
“别说写小说了，”我说，“我现在连以前写的散文都发不了，人见我名字就退稿。
“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弄你的地质，瞎写什么呀？”他妻拿来酒，插了一句。
“那你现在怎么样？说说！’他十分关心。
“到处流浪，逃避作检查呢。这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了等风声过了，能回去再回去。要情况恶化，就先物色几个地方，到时溜之大吉。总不能像当年的老右，像牵羊样的，乖乖送去劳改。
两人都哈哈大笑。
“我给你讲个开心的故事怎么样？我跟一个小分队，上面下来的任务，去找金矿，没想到在大山里速到个野人，他说。
“别逗了，你亲眼看到的？”我问。
“看到算什么，还逮到了！我们几个在山岭上窜，想少绕点路，好天黑前赶到宿营地。山岭下的林子有一片放火烧过，种的包谷。枯黄的包谷地里，有一处直晃动，从上往下看，清清楚楚，肯定有个野物。为安全起见，进这样的大山里，那时候都带有枪。这几个都说，要不是狗熊就是野猪，找不到金子，弄点肉吃，也算有口福。几个人就分头包抄。那东西显然听见动静，朝林子方向就跑。当时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山谷里还满亮，这东西跑动的时候，从包谷穗子之间露个头来，一看是个披着长毛的野人！这伙计几个也都看见了，兴奋得不行，全使劲叫野人！野人！别叫它跑啦！跟着就砰砰放枪。成天在山沟里转，好不容易有个放枪的机会，也发泄发泄。一个个都来劲了，又跑、又叫、又放枪。临了，总算把它通出来了，全身上下赤条条的，弹精光，举手投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只有副眼镜，用绳子套在头上，镜片一圈圈的，磨损得像毛玻璃一样。”
“你编的吧？”我说。
“这都是真事？”女人在里间房里说，也还没睡。
“要编也编不过你，你现在是小说家。”
“真正的小说家是他，”我朝里间对他女人说，“他是天生讲故事的好手，当年班上没人能讲过他。只要他一开讲，全都傻听着。可惜，才写了篇小说，没出笼就给毙了。”我为他不免有点惋惜。
“他也是，只有你来才这样讲，平常连句多话都没有，”他妻在房里说。
“你就听着，”他对他女人说。
“说下去！”他真的提起了我的兴致。
他喝口酒，重又提起精神。
“这几个上去，把他眼镜除了，用枪管撩拨撩拨他，厉声问：你要是人，跑什么？他混身哆噱，噢噢乱叫。有个伙计拿枪顶了他一下，吓唬他说，你要再装神弄鬼，就把你毙了！他这才哭出声来，说他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不敢回去。问他犯什么罪了？他说他是右派分子。这伙都说，右派分子都哪年的事了？早平反了，你还不回去？他说他家里人不敢收留他，才躲到这大山里来的。问他家在哪里？他说在上海。这伙儿说你家里人都他妈的混蛋，为什么不收留你？他说他们怕受牵连。大家又说，受个鬼的牵连，右派分子都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这会人还巴不得家里有个右派分子呢。又说，你是不是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