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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焖擅贩峙涞酵踅隳且豢槎魄啥莶俨簧习嗔耍狡黄荒昵幔秃托」谝黄穑暄邢匚煨侣虻囊惶�286电脑，学习“五笔字型”打字，当了办公自动化的排头兵。
最让项明春和邬庆云震惊的是，邬庆云被调整到保密局当局长。因为保密局是办公室直属单位，只有三个人，一年到头，除了例行的对各级组织进行保密教育和保密检查外，没有多少活儿干，可有可无的，闲得厉害。前不久，老局长退休了，需要有人顶替。办公室没有几个人愿意去的，只有王姐曾经想到那里去，不料却放任给了邬庆云。这局长是副科级，叫邬庆云过去，不需要常委研究，办公室下文就行，报组织部备案。
本来，在这一段时间内，只要惠主任叫邬庆云去谈心一次，邬庆云回来的脸色就不好看，阴得像水碗一样，动不动就想滴下水来。项明春看见了，心里有些刺痛，想自己的红颜知己到底是怎么啦，这么闷闷不乐？于是，天天都在心中揣摩，不知小邬究竟有啥难言的心事，也想去安慰她，却又无从下嘴。即使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时，邬庆云也不告诉他，他心里就一直非常纳闷。等到小邬到保密局上任以后，项明春就到常委楼保密局去看她，和她说说话儿。
邬庆云说：“明春哥，你可来了！”语气中带有怨艾的成分。边说，边给项明春用自己的专用茶杯倒水喝，还从抽屉里拿出项明春喜欢抽的香烟，脸上却依然阴晴不定的样子，让项明春一阵怜惜。
这是一间局长专用的办公室，条件要比他们在一起好得多。项明春正想用“总算是重用了”安慰她，还没有开腔，邬庆云就泣不成声了。
项明春有点慌乱地说：“小邬，你别这样，到底是怎么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啦？”
邬庆云摇摇头说：“要是你做错了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然后，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项明春听出，小邬受到了三重打击：首先是惠主任的骚扰，邬庆云说起惠正仁的下作相，咬牙切齿的，脸色通红，让项明春妒火中烧；再就是邬庆云的老公在南方嫖娼，被人家当地的派出所抓着以后，电话通知了家里，要她汇去上万元的罚款，不然不放人。邬庆云又羞又恨，送了钱，连死的心都生出来了，想想还有明春哥，没有走绝路。这家伙回来后还一点也不知羞耻，对邬庆云的态度蛮横。这叫项明春又感动小邬的一片心意，又鄙夷马小飞的为人；这次又被调整到这里，离明春哥远了，心里痛苦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小邬边哭边说：“这个惠正仁，真的是会整人啊。这一辈子我算恨死这个人了！”
项明春无奈地说：“你就哭一场吧，哭哭心里痛快一点。”
邬庆云真的放声哭了起来。此时，项明春原来和查志强一同对惠正仁 “会正人” 的好感一扫而光，转而愤恨。到了这种时候，他看着凄楚的小邬，耸着肩膀哭泣，心里很不好受，只好默默地陪着她，让她哭足哭够，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开导自己心爱的人儿。
受训
从去年起，市委办公室向各县下了一个通知，要开始轮训各县、市（区）的信息科长。轮到项明春去时，已经是第六批了。一同去的还有孟岭县县委办公室的信息科钱硕科长，培训下来，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市委办公室的这个举措，真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决定。虽然，各县、市（区）的党委办公室并不隶属于他们，但信息工作是他们联系最为紧密的渠道。他们采集信息的来源十分广泛，但县、市（区）这一级党委办公室，是他们信息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各县、市（区）培训信息方面的骨干力量，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培训骨干力量，目的是建立起一整套的信息网络，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各县、市（区）对这一活动也都持积极态度，选派最优秀的业务骨干前来参加培训。
培训的地点是在市委办信息处，说是“处”，并不是处级单位的意思，处长也就是个副处级，副处长们是正科级，工作人员是副科级或者科员。培训的时间是两个月，采用以干代训的办法。说是“干”，其实人家根本不让你干，只是看，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他俩的学习方式就是坐在市委办公室信息处的大办公室里，看人家如何编发快报，上传下达。处长以及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忙得没有给你说话的工夫，你自己进行的学习，就是自学，进行模拟和揣摩，能不能学到东西，同样全靠自己的悟性。
项明春和钱硕吃、住在市委宾馆，二人合用了一间房子，房间有人打扫，不劳他们操心。他们像学徒工一样，每天提前到市委办公室，给人家打扫卫生。因为信息处配有饮水机，要不然他们连提茶水的活儿也承包了。刘处长经常用地道的四川话感叹地说：“我说小项和小钱啊，你们真是要得哩，这样下去，把我们的同志都养懒了！”
项明春和钱硕是一对勤奋的好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钻进去学习。他们到了信息处，主要就是看东西和抄写材料。即看中央和省级下传的信息，看市里向上编发的《唐都快报》，看信息处采用过的各县、市（区）选送的信息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分析信息处上报给中央和省级快报中被采用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然后就是抄写资料，把他们感兴趣的材料不要命地抄。刚开始，他俩见到什么就抄什么，好像要把人家信息快报全部抄走。后来才知道，这个办法太笨了，那么多东西，每天还有新东西，抄到哪天是个头？于是，他们就搬出已经汇编成册的快报，主要摘抄那些精彩的片段。再后来，只分类抄写快报的题目。再后来，什么也不抄了，只是看和体会，偶尔在笔记本上划拉一些感受。估计其他县的学员们经历的也是这个过程。
到底是高一级的办公室，与县里的工作方式就是不一样。这里的几个处室，分工很明确，综合、信息、督察、调研，各干各的，互不交叉。信息处是最繁忙的一个大办公室，领导和工作人员们上班就像打仗一样，他们上班是准时的，下班却从来没有准时过，都是超时的。天天几乎一个模式：刘处长从主管秘书长处领了任务回来，只对有关人员安排一下，就坐在那里审订稿件。其余的同志，各自分管不同的战线和领域，处理每天各地各级各部门涌来的大批文件、来稿，进行筛选核实，加工整理，然后编写，审批发排，交机要局上报。只有在等待文印室打字的过程中，秦副处长和小曲才杀上一盘
象棋。不管人家干到什么时候，项明春和钱硕就陪同到什么时候。
慢慢地，他们也了解到一些这个办公室的其他方面的东西。如前不久，一个副处长提拔到某县当副县长去了；小吴和女小刁的关系微妙，但小吴已经成家，女小刁即将三十岁，尚待字闺中；陈副处长正和在剧团工作的漂亮老婆闹
离婚，心情不佳，每天阴沉着脸，心事重重，临下午四点多点，总要离开办公室一阵子，把女儿接过来，趴在茶几上写作业，他还得忙自己的工作。小曲待闲暇的时候，就给女朋友打电话，声音很小，但脸上的表情却丰富多彩，打过电话后，有时走路像踩着鼓点儿，有时又有点烦躁不安。一来二去，项明春和钱硕就和他们混熟了，除了工作以外，也相互交流一些家庭、进步、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情况。
他们发现，这一拨人，不像他们在县里，有一定的陪客任务。人家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开始，个别同志还虚虚地让他俩一下：“到我家去？”他们当然不会去。时间长了，这些礼节就没有了。偶尔一些县委办的副主任或者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学员，给那个唯一抽烟的刘处长捎上两条好烟，塞在刘处长的抽屉里，刘处长就不好意思地笑纳了，其他同志只当做没有看见，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坐落理论”
很让项明春开心的是，钱硕老弟甚是健谈。丰阳县和他们孟岭县人发音不一样，说话的口语有不小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流。
丰阳县的人说话口重，语音很硬，同时喜欢说话带脏字。钱硕嘲弄项明春说，全市有一个口头禅，就是有许多人，说每句话好先带一个“日他姐”怎么怎么的，唯独在丰阳县是用第二人称“日你姐”。听说市里领导方书记到你们县里视察，一个副县长陪同时，一口一个“日你姐方书记”，弄得方书记心里非常恼火，又因为是一种口语，没法发作。
孟岭县说话有些字发音不准确，项明春也调侃钱硕说，你们那里的人也闹笑话，姑嫂俩在地里干活，眼看天要下雨，小姑说：“嫂子，咱们赶快回家吧，你看那裆（天）边上，黑糊糊地入（雨）过来了！”嫂子安慰小姑说：“妹妹不要紧，还软（远）着哩。”
二人就笑作一团，很是高兴。他们有时就结伴到河边公园玩儿，有时也到街上看夜市，更多的是在住室里闲聊。聊的话题很广泛，从办公室工作，到各人听到的各种新闻、趣闻。
有一次，钱硕感慨地对项明春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正，行贿受贿是普遍现象，领导们接受礼品、礼金不过是多少不等而已。有人说，纪检委和检察院反贪局整治的领导干部，不像剔庄稼苗儿，倒是“隔墙撂砖头——砸着谁该谁倒霉”。我们的前任书记就因为卖官被省纪委双规了。这位平时道貌岸然、盛气凌人的领导，谁知竟是个兔子胆，跺脚酥，稀屎溜儿，到了省纪委，没有几个回合，就把自己所有的受贿索贿行为全部吐了出来。同时，带出了一大批人。其中他的秘书是最惨的，也被市纪委搞走双规了。开始，这个秘书还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为的是维护领导，保护自己。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书记什么都说了，纪委找他的目的，不过是证实一些过程。迫不得已，他把自己知道的也都倒了出来，包括自己接受的那些赃物。其实他本人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真正有一些大的行贿过程，并不经过他。他能够办到的，不过是当有的不能够接近县委书记的人，托他捎信儿见一下书记，给他的好处无非是一些烟、酒、衣服之类，偶尔也收一些好处费，不敢加起来算账，一算也有两三万元。同时他也倒出来一些书记没有供认的行为。这样一来，书记没有保着，连他自己的饭碗也砸了。最后提交到检察院、法院，弄了个判一缓一。那一段，我们全体办公室人员都吓坏了，唯恐弄到自己头上。后来，事态平息了，大家还对这个弟兄兔死狐悲，情绪低沉了好长一个时期。再后来，从省委办公厅下来一个副处长，当了我们的县委书记，搞了一阵子反腐倡廉的教育。现在，办公室名声很臭，没有人敢跟我们打交道了。”
说到“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当了孟岭县的县委书记”时，项明春灵机一动，对钱硕说：“我发现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从中央下派的，必定是省级干部；省委下派的，必定是市级干部，小一点的也要在县级弄个正职。市委办公室里的这一帮子人，兢兢业业地干，在单位时，还不如我们在县里，能够吃吃喝喝，他们图的什么？图的就是前程。你看他们现在的级别不高，一放任就是县级干部。”
钱硕说：“可不是嘛，打个比方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