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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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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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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