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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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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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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