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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
“她仍然相信是谋杀。”我说。
他不听，迅速讲下去：“接到电话后，我只有一个解释：赫尔曼先生不是在寻找某种资料，而是想销毁某些资料。”
“您说过，这种资料总是有多份复印件。”
“他有可能想办法全部弄到手，以便掩盖某件事。也许他没成功。也许悲剧因此而发生。”
“这就是说，您现在不再相信是谋杀或事故了？”
“是这样，卢卡斯先生。”
“那您现在相信是什么？请您讲出来！”
“我相信是自杀，”全权总代表保尔·泽贝格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
9
鸟儿在树枝间啁啾，蜜蜂嗡嗡。
泽贝格说：“我对赫尔曼夫人只字未提此事——她的状况不允许。我实话告诉您我在法兰克福查到的一切吧——是跟格罗塞先生一起调查的。在我最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前，他是负责生意的第一代理人。我跟他忙了几个昼夜。事实不妙，但我还是要对您讲。我不在时，赫尔曼先生和约翰·基尔伍德在英镑贬值前买下了英镑，发放英镑贷款，加起来总共高达五亿马克。”
“您讲出来真是太好了，”我说，“因为缉税官克斯勒也查出来了。”
“您知道了？”
我点点头。
“您知道赫尔曼先生是在基尔伍德的委托下买的？”
“对。”
“您也知道那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发疯的事：赫尔曼没有立即将英镑转抛给联邦银行，再加上那疯狂的英镑贷款，让银行蒙受了四千万的损失？”
“这我也知道。”我说，心想，泽贝格之所以这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正如他所说，是因为他别无出路。
“银行不会因此而动摇的，”泽贝格说，“我这期间已经处理好了。一切都继续运行。但是，您理解那些英镑为什么留在我们行里吗？我们为什么发出英镑贷款吗？赫尔曼先生有何计划？”
“这我不懂，”我说，“跟您一样懂得很少。”
“噢，”他说，“您是说，我知道。但是这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情人没人理解。”
“知情人，这是指您和那位格罗塞，以及萨冈塔纳、法比安、托威尔和泰奈多斯等先生，对吗？长话短说，泽贝格先生，我也知道，所有这些先生，包括基尔伍德在内，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这家科德公司，这家生产电子产品的魔鬼公司——以你们的银行为家庭银行。”
“约翰·基尔伍德是科德公司的全权代理。”他说。
“是的。”我说，端详着那个双面头像。他会有几百年了？
“我什么也不瞒您。也不隐瞒基尔伍德常受团体的委托在我们那儿进行的金钱交易，以及在贬值之前购买弱货币的事。只不过赫尔曼当然总是立即将弱货币卖给联邦银行。”
“您说说，泽贝格先生，您认为这种交易道德吗？”
“它们是合法的。这才是关键。一位银行家不可以做任何不合法的事。金钱自有其道德。这是我说的，听起来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不是冷嘲热讽者，但我也不是伪君子。”
“跟赫尔曼先生相反。”我说。
“此话怎讲？原来如此！”他咬着嘴唇，“看来您也知道了那场报告，他在去我的办公室乱翻之前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宫’所作的报告。您是指那次关于银行家的伦理和他对社会的责任的演讲吧，对不对？”
“对，泽贝格先生。”
他缄默。我等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说：“您不想评判您的上司。”
“永远不要讲死者的坏话。”他说。
“可如果他从事这种生意，他在那儿这么讲就是伪君子了。”我说，“您对我讲，金钱自有其道德。我相信，那些把跟金钱打交道当成他们的生意的人完全忘记了，毕竟有数百万的性命悬系在这些钱上。金钱对他们成了一样物体。一个物体没有道德。因此，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里就自然地反道德了。不然的话他们经常是或好或坏——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对，他们有时甚至弥补他们的有意识的或潜在的不快。我想到洛克菲勒、卡奈基，想到他们赠给社会的那些博物馆、医院、学校和藏画，想起他们的资助和需要为大众干的好事——当然只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外。”
“您放心地讲出来吧。”他说，“您说的极有可能是对的。”
“这是肯定的。”我说，“您对赫尔曼在他的法兰克福演讲之后的行为有什么解释？”
“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
“是什么呢？”
（）
“也许因为他跟基尔伍德的金融交易受到了攻击，他担心他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好名声。”我说，“这么说，您的银行和赫尔曼先生所做的事显然也不是特别光彩啊。”
“它是合法的。”
“这您已经讲过了。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吗？”
“没有。”
“咳！还是有道德的顾虑？泽贝格先生，到现在为止，您讲出的一切都令人信服。”
“我知道，现在却不再是了。”他说。
“因为您想保护您死去的上司？”
他耸耸肩。
我说：“基尔伍德内心一定发生了什么，不然他不会那么自责，讲出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话，因为有人想阻止、也必须阻止他继续讲话。依您看这有可能是谁呢？”
“这我不懂，卢卡斯先生。另外，今天下午，迪尔曼先生，这位法国政府的代表，约好在我这里进行一次谈话。我顺便告诉您，我将要对他讲的跟我告诉您的话一模一样。”
“这不冒险吗？”
“正好相反，卢卡斯先生。您一定已经知道了，迪尔曼先生是带着某种特殊的使命被派来这里的。我现在必须想方设法保住我们银行的声誉。正因为如此，我要将一切情况告诉此人，因为他是被挑选来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安的。我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这您做对了。”我说。我们匆匆地对视一眼，然后，我们俩望向那双面头像。泽贝格打量着双面头像展望未来的脸，我打量着那张回顾过去的脸。
10
这天下午，我还跟鲁瑟尔、拉克洛斯和克斯勒碰了头，向他们讲了我跟泽贝格的谈话。我们坐在旧码头旁边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风扇又转开了，但我们的额头上还是汗涔涔的。当我结束我的报告时，鲁瑟尔说：“可怜的迪尔曼。他们给了他一项该死的任务。泽贝格是只狡猾的狐狸。实际上他是以他的招认强迫法国政府——从而也包括德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保护赫尔曼银行。事情会这么解决的。”
我对克斯勒说：“您查出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但不是全部。”
他挑衅地反驳道：“我跟基尔伍德谈过话！他信赖我！我把他榨干了。如果他不告诉我全部，如果他也骗我一回，我有什么办法？您讲的这一切，我几乎在杜塞尔多夫都已经讲过了。”
“您对那家跨国公司一无所知吗？除了特拉博之外，这帮人都跟它有牵连。”我说。
“是这样。”他缩回头，“不过现在我们已知道了。看来他们全都可疑。”
“全部，对。”我说，“您女儿怎么样了，拉克洛斯先生？”
“哎呀，她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友好地冲我点点头，转而又严肃起来。“我们这里有个cabale，”他说，“对，一个黑社会。”
我迫不得已写下了这个法语单词，因为它在德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法语里的cabale相当于这么一帮人，他们盟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团结一致，无比神秘和隐蔽……
六点左右，我坐出租车去昂热拉那儿。我打过电话，但没通，虽然她对我讲过，她下午在家里工作。我怀着一种不祥的感觉去她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当我后来按她的门铃，她为我打开门时，我的不安加剧了。她问候我，客气而冷淡。我想吻她的嘴，却吻在了她脸上，因为她把头转开了。她穿着她的许多浴衣中的一套，在我前面径自走到了平台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那里的花儿再次灿烂。
她坐进秋千。我在她面前站住，端详着她。她一声不响。她点燃香烟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我有客人来过，”她说，“一小时前。”
“谁来过？”
“英格·德赖尔夫人。”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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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听明白了。你妻子的朋友。她说，她坐车从胡安派恩斯过来的。她从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我的地址。那回在‘金山羊’，我非常高声、非常清楚地报出了我的名字——跟你相反。”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讲我的名字时讲得人家难听懂。”
“我想省去你的难堪。”我说。
“对，当然，当时我也是这么想。”
“昂热拉！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我试图抱住她的肩，可是她避开了。“请别这样。”
“那好吧，真的，我弄不懂了！这女人要你干什么？”
“这女人，”昂热拉说，她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伤心和沮丧，“她告诉我，在艾泽见过咱们俩后，她马上给你妻子打了电话。这是她急着要做的事，当然。这我当时就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咱们俩可不在乎！”
“是吗？”昂热拉问，非常低声，“你不在乎吗，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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