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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带钱来。”
“多少？”
“十万。我们本来想要更多，要一百万。但是我不能再等了，我得离开，有十万我就满足了……现在，阿兰死了，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不需要一百万。”
我有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给我的三万德国马克的旅行支票，上次出发前他又给了我超过五万马克的旅行支票。我足够了。
“我有旅行支票。”我说。
“不行。”倪科尔·莫尼埃说，顿时住声不哭了，“不要支票。我告诉您，我得离开。支票您可以通知冻结，或者您可以透支。我要现金。您把支票兑好。请您照我说的做，否则您根本就不必来。”
“银行中午关门。我要等到两点才能兑换支票。那我下午来找您。请您不要不耐烦。”
“我不会不耐烦。从现在起，您每走一步都受到监视，先生。您懂这个，对吧？我不想也像阿兰那样……”那声音停了。
“我明白。”说完我就挂上了。
我略加思考，然后打电话给昂热拉。她正在作画。
“我下午得离开。你晚上等我。”
“什么时候？”
“我还不知道确切时间。”
“很重要，对吗？”
“我想是的。”
“小心。罗伯特，请小心！”
“我会当心的，晚上见。”我说，然后挂上了。
我在饭前走上平台，坐到一只大遮篷的阴影下“我们的”角落那张桌子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杜松子酒加奎宁，心里想，今天，在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要了解到有关赫尔曼之死的真相了。我有一种非常肯定的感觉。今天得知真相，结束此案，我的左腿还有六个月。在这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啊？我想，戛纳传开了有关昂热拉和我的流言飞语。比安卡·法比安会不遗余力地糟踏我们的爱情。我想，当我晚上回家时，我有一大堆话可以讲给昂热拉听。
饮料很凉，我请求过往杯子里多加点冰。
32
弗雷瑞斯距戛纳大约三十公里。我的出租车司机走的是艾斯特莱尔蓝色海岸公路，他开得很快。离开戛纳后，我们先是来到曼德略，进阿根廷山谷。我们穿过泰奈隆和艾斯特莱尔之间的界坎，从底下的一条大蓄水坝经过。
出租车司机半转过身来，说：“马尔科姆。您记得吗？”
“记得什么？”
“一九五九年，”他说，“十二月二日，那山上一座坝决口了。四百多人死亡。”
“是的，”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时老谈到弗雷瑞斯附近的蓄水坝。”
“喏，”他说，“咱们快到那里了。”
他实在是位言语不多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来到雷隆河河谷，然后，高速公路穿过艾斯特莱尔荒凉凄清的山区。红色的岩石在太阳下燃烧。离弗雷瑞斯还有几公里时高速公路结束了。我们驶上一条宽阔的公路。这座城市位于雷隆河上方约二十米处，距海一公里半。我看到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很漂亮的古老城堡。司机很急。我们一下子驶经许多废墟，它们估计是出自罗马时代——一座圆形露天剧场，一个巨大的水管桥，肯定有二十米高，穿过山谷。出租车穿过空地，颠簸地驶向废墟中的一堵墙。司机在这里停下来。
“呃，好了，老广场，先生。”
我下车，付钱。回戛纳我想另叫一辆出租车。我站在无人的广场上，面对倒塌的墙，等着看会不会有另一辆车出现，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座城市在中午的炎热里打鼾。我碰运气地走回我们来广场的那条路，看到这是戛纳路。在一座房子的影子下，一个残疾人坐在地上。他缺了一条腿，拉着小提琴。他身前放着一只帽子。我注视柏油路面上的那个地方良久，如果这人有两条腿的话，缺的那条腿本应是放在那儿的。他缺的是左腿。我把几枚硬币扔进空帽子里，问怎么走才能到萨尔瓦雷里大街。他没有停止拉琴，向我作了解释。我沿戛纳路朝着城市的方向走了一段，然后向左拐上保罗·维尔内林阴大道。从这里我能眺望到圣拉斐尔和艾斯特莱尔的秀美风景。
我停下脚步，欣赏那非常美丽的风景，因为我的左脚又开始疼了。我吞下两粒药继续左拐，后向右拐上城门街，又沿着它往右走。在一座小广场的左边我看到了城门。这是一座肯定曾经巍峨过的建筑的废墟。那个截了肢的拉琴人向我讲到了它，说它建于四世纪，是罗马人修建的。那现在是残墙的地方，过去曾经是码头。紧接着我就到了萨尔瓦雷里大街。除了那个乞丐外我没见到一个人，只有两条狗和一只猫，它们躺在旧屋影子下的沥青地面上。那只猫非常安静地躺着，两条狗拖着舌头，不安、艰难地呼吸着。窗户的所有百叶窗都关上了。我觉得，我就好像是落在了一座死人城里。
121号房只有两层，粉刷着一种难看的绿色。门牌显示，这房子里是吕蕾蒸汽洗衣店。大门关着。我大声地敲木板，站在烈日底下，用手帕擦去后颈和额头上的汗。我至少敲了五分钟门，才有脚步从另一边走近。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在那儿？请报上您的名字。”
“罗伯特·卢卡斯。”
一把钥匙在锁里转动，门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巨人站在我面前，穿着紧身上衣、三角裤、袜子和鞋，肌肉发达。他肯定高我两个头。
“罗伯特·卢卡斯吗？”他问。
“有人在等你。”
“谁？”
“莫尼埃小姐。”
“您说说她的模样。”
我尽量描述她。当我提到坏牙齿时，那个巨人点点头。
“您跟我来。”他在我身后关上门，带我穿过一座四角形的院子，那里面放着一辆旧卡车和许多生锈的坏机器，又带我来到一座楼梯。楼梯上边连着一条过道，它在二楼环绕整个院子。我看到，房子的门和窗户都朝着这个过道。“您上去后的第一扇门。敲三下门，两短一长。”
我爬上那锈迹斑斑的铁楼梯。每一级铁皮都嘎嘎响，上面的过道是石头的。我停在第一扇门外，敲了两短一长。门应声而开。门框里站着倪科尔·莫尼埃。我又认出她来了，但我尽量不显示出我的惊骇。她没涂脂抹粉，她的脸色发灰，黑发一缕缕地垂下来。眼睛哭多了，红红的肿肿的。现在，倪科尔·莫尼埃不再哭了。现在，她脸上罩了一层面具样的呆滞。她看上去像个老太太。
“您请进。”倪科尔·莫尼埃说。我走进一间低矮、肮脏和未经收拾的厨房。我们继续走进一间没有收拾过的肮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双人床。床上方挂着一幅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油画。有两张放不稳的椅子、一张柜子和一个桌子。窗户的百叶窗关着，房间里幽暗，很暖和。倪科尔穿着一件灰外套，我看出来底下什么也没穿。她立即走过来。我脱去左脚的鞋，因为我的脚疼得更厉害了。
“咱们坐下吧。”倪科尔说。
我们坐到未收拾的床前，坐到桌子旁不稳的椅子上。桌上堆着照片。我也看到了一台小录音机。它的线一直通到近旁的插座上。
“所发生的事确实让我很遗憾。”我说。
“我也是。”倪科尔说，“阿兰是个混蛋，但是我爱过他。现在他死了，留下我孤单单的。”此刻，她在讲话时不再努力遮掩她的难看的牙齿了。
“您准备怎么做？”
“离开。”她说，“您以为我在等他们也来干掉我吗？这里的人是我们的朋友，这房子属于他们。但现在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您想去哪儿？”
“随便去哪儿。离得远远的，离开法国。因此我需要钱，您把它带来了吗？”
“对。”
“给我看看。”
我给她看我装在皮包里的一捆捆钞票，那皮包是昂热拉送的礼物。
“您有烟吗？”
“我不再吸烟了。”我说。
“那也没关系。”她说，“题归正传。您急，对不对？”
“对。”
“跟我一样。”倪科尔说，“您听好。那次，当我在‘庄严’酒店对您说我有全部的真相好卖时，我也是当真的。那时我们已经得到它了，阿兰和我。阿兰派我出面跟您商谈。我本想在‘巴黎宫’的套房里接待您，将一切告诉您，可是我们看到了您如何被揍。”
“你们看到了——阿兰和您？”
“我说过了。于是阿兰认为，现在不行，这太危险。如果他现在上来获悉一切，把事情闹大，我们就暴露了。那他们就知道，他是从哪儿得知的。”
“谁是他们？”
“其他人。”倪科尔说。
“其他哪些人？”
“老天，您等会儿！”
“请您原谅。”
“算了。我的神经不好。您的也是，对吗？”
“对。”
“我想也是。”那个女人说。她在我的记忆中那么美丽，现在却极端虚弱。“这一切糟透了，对您也一样。怎么办？我得走，为此我需要您的钱。您需要真相。反正那时候阿兰说：‘这样不行。让我来接待此人。你不在。’顺便说一下，当阿兰后来领着您看房子时，我在一个橱柜里。卧室里的那个镜橱，您还记得吗？”
“那儿我可没向里望。”我说。
“它后面有一扇推门，门后有一个小房间，从外面看不见它。它位于两堵墙之间。”
“要是我不被打倒的话，你们就会跟我在卧室里谈，阿兰将藏在橱柜后面的小房间里，对吗？”
“对。”
“当您有客人时，你们总是这么做？”
“不总是。经常。当我们想敲诈什么人时，或者当我害怕时。反正阿兰在您来访之后害怕了，认为我们得躲一段时间。我们东躲西藏，最后来到了这里。阿兰从这里跟泽贝格取得联系。”
“跟谁？”
“泽贝格，赫尔曼银行里那个家伙，您认识的！”
“我当然认识他。可阿兰认识他……”
“阿兰认识他们所有的人，那一帮人。这正是我们想卖给您的。您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位！阿兰总是讲太危险了。您不危险，您乐于付钱——为了您的公司的利益。”倪科尔捋捋她的一缕缕头发。“阿兰那时候说的。后来他变得太自信了，想从泽贝格那儿诈一百万，至少一百万，在电话里暗示泽贝格。他们本想在老码头碰头，昨天夜里。阿兰当然没带上东西。”
倪科尔盯着她的双手，指甲油脱落了，双手很脏。“算了。”她说。
我的脚痛减轻了一点。
“您认为是泽贝格枪杀了阿兰？”
“肯定不是他本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位专家。”她侧身向前，“您看看，先生，阿兰和阿尔戈是朋友，好多年了。”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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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阿尔戈，博卡的那位阿尔及利亚人！”
“原来是他！对不起，怎么了？”
“一天阿尔戈来找阿兰，对他讲：‘你听我说，有个意大利女人，要我帮她弄炸药，大量炸药。付十万。’从那时开始，阿兰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从那时开始？”
“对，从那时开始。我的阿兰，他认识很多人。您明白，那些相关的人。喏，他密切跟踪此事，注意那位护士拿炸药做什么。开始她根本没有使用它。这位赫尔曼来到戛纳，彻底垮了。阿兰也观察他。在他开着车来回转时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