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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感到受轻视的征兆。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唯命是从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人家不去打扰她，那又证明把她当成微不足道的人，无人理睬。
一阵阵的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许多到社普梁卡做客的人一起娱乐。她游泳，荡舟，参加夜晚在河对岸的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和跳舞。她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特别热衷于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并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以致开玩笑地惋惜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所以不能挑起决斗。然而拉拉越是玩得开心，心里越是感到难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在拉拉的郁闷不乐当中又掺杂了同帕沙的小小争执（拉拉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谈话语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她脑海里翻腾。生活使她厌倦。她几乎要发疯了。她渴望抛开一切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另外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心请下，她终于在一九—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她决心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经过了已经发生的事以及随后她所争得的几年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帮助她，而且无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个目的，到彼得罗夫大街去。出门时她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放进手笼里，准备一旦遭到拒绝、曲解或受到侮辱，就向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她异常惊慌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注意。在她心里已然响起谋算好的那一枪，至于瞄准的究竟是谁倒完全无所谓。她能意识到的唯有这一声枪声，一路上都能听到它。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
“别碰手笼。”她对惊讶得哎呀一声、伸手帮她脱衣服的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呢。他在哪儿？”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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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到他们还是不应该去参加晚会。说不定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他想起他们俩穿戴齐整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又回到她那里去，想要留在家里。她仍然像先前那样坚持不同意，要求他们照样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东尼娅一起走到窗帘后面的落地窗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当他们从窗前走回来的时候，两幅窗帘裹在他们的新衣服上。紧贴在衣服上的质地轻柔的窗纱，在东尼娜身后拖出好几步远，真像是新娘头上披的婚纱。卧室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种相似无疑太显眼了。
尤拉朝四周张望，所看到的也就是片刻之前映入拉拉眼帘的一切。他们的雪橇行驶起来声音很响，不自然的噪音引起街心花园和林明路上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同样不自然的施长的回响。住宅的窗玻璃外面蒙了一层霜，里面亮着灯光，像是一个个用烟水晶做成的贵重的首饰匣子。那里边隐藏着的是圣诞节期间莫斯科的生活：枫树上点着蜡烛，宾客云集，化了装的引人发笑的人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方的都市生活和最新的文学界，在星空之下的现代的通行大道上和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点燃的枫树周围，布洛克便是圣诞节的显灵。他又想，关于布洛克无需作任何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枫树林，就够了。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然而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圣诞晚会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安排的。到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回家以后，再给年轻人和成年人点上第二棵枫树，他们一直玩到清晨。上了年纪的客人通宵在一间三面是墙的华丽的小客厅里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中间被一道用大铜环串挂起来的沉重厚实的帘子隔开。快天亮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进晚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穿过前厅往里边跑去找叔叔和婶母，边跑边问他们。尤拉和东尼娜也决定先到那边去向主人问个好，走过大厅的时候，一边脱外衣，一边朝里边张望。
在散发着热气、拦腰映射出几道光环的枫树前面，那些没有跳舞而闲走着的人，站着谈话的人，长裙发出级拳声，擦肩摩腹地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副检察官的儿子、皇村中学的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指挥大家转圈，结成两人一对，然后又组成一个圆环。他指挥各式各样的舞蹈，用最大的嗓门从大厅的这一边向另一边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