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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其人，曾因平定了“七国之乱”而青史留名，他的军营被称为细柳营，即使是皇帝进入，都不敢纵马狂奔，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慢慢行走。但是有一天，汉景帝突然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给他一块肉，却没有切开，也不准备筷子。周亚夫心里感到别扭，就转身招呼主管宴席的官员拿筷子过来，这时汉景帝却冷笑着问他：“难道这种吃法，不符合你的心思吗？”
周亚夫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慌忙站起来谢罪，景帝厉声呵斥他出去，并说：“如此愤愤不平的人，将来怎么可以成为幼年君主的臣子？”
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考虑到父亲年老了，就买了用于殉葬用的五百件铠甲盾牌。恃仗父亲的权势，他虐待搬运东西的雇工，还不给他们工钱，雇工们非常愤怒，就写检举信举报周亚夫。汉景帝接到举报，立即将周亚夫捉拿下狱。等到提审的时候，审案的官员问周亚夫：“你为什么要谋反？”周亚夫解释说：“我没有谋反，我要谋反还会等到今天吗？”审案官员不信：“既然不是谋反，那你为什么要购买铠甲兵器？”周亚夫解释说：“那些铠甲兵器，是殉葬用的。”审案官员听了大喜，说：“如此说来，你是打算到了地下再造反了？”
听了审案官员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法，周亚夫狂怒之下，口吐鲜血，竟然活活气死了。
一代名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冤枉死了，而与周亚夫作为同僚的官员石奋，却平步青云，满门富贵。
说起石奋这个人，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像周亚夫那样为国家立过汗马战功。那么石奋又是如何获得功名富贵的呢？
《资治通鉴》上记载说，石奋这个人，唯一的长处就是恭敬谨慎，见到任何人都毕恭毕敬，满口恭维用语。此人在官场上混迹一生，除了奉承别人，别的话绝不多说一句，他也因此而迅速晋升。不唯是石奋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朝廷分明感觉到爱说奉承话的人太少，又将石奋的四个儿子也全部提升，一门父子五人，每人都有二千石的俸禄。但是除了支取高额优厚的薪资，吃饭抹嘴之外，石家人不负责朝中的任何实际性工作。
然而，汉景帝却认为，像石奋这样的人，远比功勋赫赫的周亚夫更为可靠。所以他在气死周亚夫之后，就把石奋留给了儿子汉武帝。
石奋的小儿子石庆，官任太仆，主要的职责是替汉武帝赶马车，有一次汉武帝外出，忽然问石庆：“现在有几匹马在拉车？”石庆听到后，先用鞭子将拉车的马一匹一匹地数过，然后恭谨地回答道：“启奏陛下，共有六匹马。”
看看这个石庆，拉车的到底有几匹马，只要脑子没毛病的人，看一眼就能够回答得出来，他偏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一遍，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呢？
有理由！
正是因为石庆连几匹马都要数过才回答，这就给汉武帝留下了特别的好印象。汉武帝认为，像石庆这样的人，对待公事上异常地踏实认真，尤其是对自己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这样的人才，要提拔，要重用。
功勋之大如周亚夫，竟然不为朝廷所容；混世油子如石奋，竟然是满门富贵，这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说透了就是博弈两个字。
古人评价周亚夫这种社会现象，有一句专用术语：功高震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周亚夫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对手，不唯是七国的叛军，还包括了石奋一家，以及朝廷中的诸位同事同僚，甚至也包括了皇帝本人。周亚夫的成功，非但没有为他本人带来利益，反而让他成为了所有人的政治对手，偏偏他对此毫无察觉，所以才会活活气死。
而石奋一家的成功，就在于官场上有周亚夫这样的人，当周亚夫在与叛军殊死血战的时候，石奋也在一边紧张地盯着他，并随时观察着皇帝及同僚们的动向，一旦发现周亚夫的功勋已经引发了所有人的嫉恨，石奋立即识趣地闭紧了嘴巴。
石奋不说话，所以就不会说错话。他不做任何事，所以就不会做错事。当官场上那些能力过强的人被强大的阴暗力量挤压出局的时候，官场上剩下来的人，就是像石奋这样从未犯过错误的“老同志”了。正是因为他没有犯过错误，所以你也无法指责他，最后的赢家，必然是他。
但在特殊的情境之下，一个因为不做事而受到重用的人，也会遭遇到麻烦。靖康年间，金人铁蹄南下，朝廷急忙优选精明能干的官员派到地方去主持军事。有一个东州人，名字叫解习，他在朝中寡言少语，众臣皆称其能，于是一致推举他为直龙图，知河中府。解习再不喜欢说话，这时候也不得不多说几句了，他解释说：“我不爱说话，并非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胸有成竹，只不过是我嘴巴笨，所以平时不敢多说，怕说错了丢人，可就因为我不爱多说话，就派我去主持地方军事事务，这岂不是瞎胡闹吗？”
解习其人其事，再次印证了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规律，这个规律是说，当我们观察别人的时候，就是通过对别人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作出判断，这些判断未必精确，但好歹是一个判断的依据。可如果一个人不说话，也不多做事，那么，我们的判断就会失去凭据，就会因为无法观察到对方的底细，而认为对方深不可测。官场上的选拔制度也是如此，但凡一个人被提拔，稳重必然是一个绝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所谓的稳重，实际上是我们无法摸清楚对方的深浅长短而得出来的本能性结论。
第30章 官场训诫六：吃亏就是占便宜
唐代的时候，潞州有一户农家，家中五世同堂。适逢唐太宗李世民讨伐并州，路过此地，听说了这情形之后，就召见这户人家的长辈，问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让五代人和睦地居住在一起呢？”对方回答说：“没别的办法，就一个字儿：忍。”
唐太宗听了，连连点头，认为对方说得对。
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会对这户人家产生好奇？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李世民身为绝世帝王，知道人与人相处的难处。纵然他是千古名君，却无法处理好和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的关系，悍然发动了玄武门武装暴乱，杀死了两个兄弟，夺得了权位。正是因为他知道人和人相处不易，所以才会有此一问。
可是，这世上的人，莫非很少有人心存与人交好的善念善意？缘何一群好人遇到一起，却处理不好相互的关系呢？
这是人类的灯塔式思维在作怪的缘故。所谓灯塔式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俯瞰整个世界，不管你是多么地善良，无论你是多么地大度，你在看待别人的时候，是有一个理想预期的，这个预期就是按你自己的想象来要求对方。而糟糕的是，你所有的预期终将落空，因为你在预期别人，别人也在预期着你，你渴望对方无私贡献，对方期望你无私地付出，你渴望对方挺身而出、任劳任怨，对方却认为这是你的差事。
除了这种灯塔式的思维之外，还有一个症因就是人类的思维能力无远弗届。
一个人的身体虽然弱小，但是思维却是极为深远。当你一个人，独自站在高处的时候，你会产生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属于你一个人的幻觉。事实上这种幻觉时刻都存在着，而且影响着你的思维，可麻烦的是，一旦你遇到另一个人，就不得不向对方做出让步——至少要让出一半的世界，一半的宇宙给对方，这还是在对方明白事理的前提下。如果对方不明白事理，你就得让出你的全部。如果你居处于人群之中，你的自我就会被别人的欲望强力地挤压，而这种被迫性的挤压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人群的数量越是庞大，你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所以年轻人多有愤愤不平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拥有整个世界，却被不计其数的人挤压到了无形的地步。于是人们就会指责社会不公，抱怨命运险恶。
以上两种心理整合在一起，就会让人呈现出刺猬的性格，纵然是你再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但性格上的冲撞却是一个必然，扎到别人总是难免。而这就意味着：官场上的冲突。
然而这种冲突，却是极度危险的。这种危险就在于，人的寿数太短，机会太少，一旦陷入了冲突之中，将生命浪费在仇恨与怨毒之上，空误了美丽的人生与未来的发展，实在是划不来的一桩事情。
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说起来简单，在古时候却是帝王之术，是不与民间百姓得闻的秘密思想。而帝王世家，则以此世代相承，比如说唐玄宗做皇帝的时候，在考虑宰相的人选时，就命人将中书舍人萧嵩叫来拟稿。却不料，萧嵩听到皇帝半夜传唤，以为有什么恐怖的事件，害怕得瑟瑟颤抖，见到唐玄宗之后，就全身发软，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唐玄宗吩咐了几次，萧嵩才战战兢兢地拿起笔，却不想恐惧过度，脑子中空空如也，笔落在纸上，写出来的文字与唐玄宗所要求的相差万里。折腾了好长时间，唐玄宗眼见萧嵩今天晚上是写不成字了，就吩咐他离开。等萧嵩走后，唐玄宗气恼地将纸张扔在地上，骂了句：“长得倒是白白胖胖，原来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
这句话刚刚骂出来，就见旁边的小太监掩嘴偷笑。这时候，唐玄宗心里一惊，虽然他是皇帝，却也害怕小太监把这件事传出去，影响到萧嵩以后的前程，开罪于人。于是唐玄宗咳嗽一声，遮掩道：“其实萧嵩这个人很是尊贵，朝里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皇帝害怕得罪人，大臣更怕这事。北宋时代的吕蒙正被任命为宰相，就在任命下达的当天，朝中的一个官吏站在门帘下，指着他说：“就凭他吕蒙正吗？他也当得了宰相？恐怕他真没这个本事吧？”听着谩骂声，吕蒙正神色不变，继续往前走，有人叫他回头看一下，看清楚是谁在背后骂他。
吕蒙正说：“不能回头，我绝对不能回头，回头看到了骂我的人，哪怕我再大度，再不肯和他计较，但心里的不痛快总是在所难免。所以我宁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免得让我恨他。”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裴行俭，同样也是一个大度的人。他因为战功，得到了皇帝赏赐的马和马鞍，却被手下的一个小官吏偷偷骑了上去。不料那小官骑马技术太差，把马绊倒了不说，还把御赐的马鞍摔坏了。小官害怕得逃跑了，裴行俭却让人把他找回来，说：“马鞍又不是你故意摔坏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因此惩处你的。”
还有一次，裴行俭作战归来，缴获了敌人的金银财宝无数，许多朝官慕名前来观看。裴行俭就于宴会之上，命士兵将这些财宝拿出来，供大家欣赏。宝物中有一件玛瑙盘，长二尺，花纹奇丽，价值连城，一个士兵生怕将玛瑙盘打碎，小心翼翼地捧着出来，却不料因为心情过于紧张，脚下一绊，失足跌倒，把玛瑙盘打得稀烂。宴会上所有的人都变了脸色，那士兵更是吓得要死，跪倒在地上拼命地磕头，乞求饶命。裴行俭却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事又不怪你，害怕什么呢？快把碎片收拾收拾，下去吧。”
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古官场上的一个规律，皇帝居然害怕大臣，而大臣更是害怕手下的小人物，生恐开罪于他们，这里边有什么奥秘呢？
答案在《左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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