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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公家人〃，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义之大者〃，是官员的〃大节〃，也可以说是官员的〃职业道德〃。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草营人命，但在〃忠君爱国〃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出以公心〃，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官身不由己〃，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私人〃（个人），而是〃公人〃（官方），是〃公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公家〃（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公家〃（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官家〃） ，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就因为〃天家无私事〃，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天下为公〃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为公〃的观念确实深人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公天下〃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皇恩浩荡〃，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天下为公〃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败，因为邦国的资源和财富原本是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自己的。卿大夫〃齐家〃，是管理自己的采邑，〃治国〃和〃平天下〃则是尽义务，既没有薪水可拿（但可能有赏赐），也谈不上以权谋私。因为各人的地盘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把别人的封地和采邑谋来吧？吞并其他〃国〃、〃家〃的事也有，但那多半是打仗打来的，不是搞腐败搞来的。总之，家也好，国也好，都是自己的，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顶多也就是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当败家子。所以邦国有腐化而无腐败。当然，后来邦国变大了，变成了准帝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但再腐败，也赶不上帝国。
帝国之所以会搞腐败，就因为资源和财富是〃公家〃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公家的〃，也就是〃大家的〃，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请参看拙著《 闲话中国人》 ）。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天下共享〃，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国家的〃轮流坐庄〃也不可混同（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天下为公〃，不讲〃人人有份〃，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公天下〃，实际上是〃家天下〃；观念上是〃天下为公〃，实质上是〃天下为家〃。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因为如果〃天下为家〃，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天道〃？如果〃天下为私〃，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天下为公〃，正是为了掩盖它的〃极端自私〃。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其为制，公之大者〃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其情私也〃。可见帝国制度的〃公有〃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天下为公〃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二 产权问题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且不说在邦国时代，〃王土〃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红契〃。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白契〃。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很显然，这是与〃土地王有〃的概念相冲突的。因为土地如果当真〃王有〃或〃国有〃，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天下〃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天下〃，不知道〃国际〃。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国〃（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中国〃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总之，天下是天子的。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治权〃吗？也不是。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王土〃，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理所当然〃地只能是〃王臣〃。显然，两个〃莫非〃，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天命〃，而是因为〃暴力〃。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