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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臣司马光曰：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产生蠹虫；食醋酸败，就会集聚蚋虫。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自我引咎，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他们所诽谤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们的言行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他们。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命令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埋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唐文宗对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对于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15＇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15＇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
＇16＇幽州奏莫州军乱，刺史张元不知所在。
＇16＇幽州奏报，莫州发生军队变乱，刺史张元去向不明。
＇17＇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17＇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谏议大夫郭承嘏多次上疏认为不可，文宗不听。于是，郑注上表，虚假地一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文宗又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郑注，郑注仍然不接受。
＇18＇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
＇18＇癸未（初七），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留后。
＇19＇初，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使京兆尹王掩捕之。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又与李训善，于是训、注共荐之，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
＇19＇当初，宋申锡和御史中丞宇文鼎一同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郑注的密诏，二人派京兆尹王去逮捕郑注。王把逮捕令秘密地告诉王守澄。于是，郑注得以逃脱，因而他十分感激王。王又和李训关系密切，于是郑注和李训一起向文宗推荐王，王因此从浙西道观察使被召入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丞。
九年（乙卯、835）
九年（乙卯，公元835年）
＇1＇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1＇春季，正月，乙卯（初九），唐文宗任命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2＇巢公凑薨，追赠齐王。
＇2＇巢公李凑去世，朝廷追赠为齐王。
＇3＇郑注上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辛卯，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3＇郑注上言朝廷，声称关中发生灾害，应当征发劳役，以便消灾。辛卯（疑误），唐文宗征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池和昆明池。
＇4＇三月，冀王薨。
＇4＇三月，冀王李去世。
＇5＇丙辰，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5＇丙辰（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节度使。
＇6＇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已离浙西，牒留后李蟾使如诏旨。至是，左丞王、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召宰相及、汉、郑注等面质之。、汉等极口诬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为宾客分司。
＇6＇当初，李德裕担任浙西道观察使时，漳王李凑的女师杜仲阳由于宋申锡案件的牵连，被流放到金陵。文宗诏命李德裕予以关照。正好李德裕此时已奉命调离浙江西道，于是，命留后李蟾按文宗诏令办理。这时，尚书左丞王和户部侍郎李汉上奏，说李德裕优厚地贿赂杜仲阳，秘密地和漳王交结，企图谋反。文宗大怒，召集宰相及王、李汉、郑注等人当面询问。王、李汉等人众口一辞，诬陷李德裕。宰相路隋说：“李德裕不至于这样，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的话，我也应当有罪了！”于是，王等人这才不再说了。夏季，四月，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7＇癸巳，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时人皆哂之。
＇7＇癸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这才接受任命，同时推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他说：“李款以前虽然无辜地弹劾过我，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对皇上尽忠。”当时人都耻笑他假装宽宏大度。
＇8＇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镇海节度使，趣之赴镇，不得面辞；坐救李德裕故也。
＇8＇丙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镇海节度使，同时命他尽快离京上任，不得向自己当面告辞。这是由于前此在王等人诬告李德裕时，他出面为李德裕辩解的缘故。
＇9＇初，京兆尹河南贾，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闵、郑注。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耻之，求出，诏以为浙西观察使；尚未行，戊戌，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9＇当初，京兆尹、河南人贾性情急躁轻率。他和李德裕有矛盾，和李宗闵、郑注关系亲近。上巳（三月三日），唐文宗在曲江举行宴会，招待百官。按照以往惯例，京兆尹应当在门外下马，向御史台官员行礼，然后进门。贾依恃他的地位和权势，乘马直接入门。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和他争论起来，贾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黄脸儿怎么敢挡我！”于是，因罪而被罚俸禄。贾觉得十分耻辱，请求出任藩镇职务。文宗下诏，任命他为浙西道观察使。尚未成行，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庚子，制以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问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征逋悬钱三十万缗，百姓愁困；贬德裕袁州长史。
＇10＇庚子（二十五日），朝廷下制，鉴于文宗前不久刚刚患病时，王涯招呼李德裕去看望文宗病情，李德裕竟然不去。同时，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经征收百姓的赋税欠款三十万缗，导致百姓穷困。因此，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11＇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辨，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
＇11＇当初，宋申锡被判罪贬官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虽然外表不露声色，内心却不能容忍。李训、郑注得到文宗信用后，揣摸了解了文宗的心思。于是，李训在给文宗讲读经典时，多次暗示文宗。文宗觉得李训很有才能，能言善辩，认为可以和他商议诛除宦官。同时考虑到李训和郑注都是宦官王守澄推荐的，估计和二人商议，宦官不会疑心，于是，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二人。李训、郑注因此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二人相互依赖，昼夜商议对策，凡给文宗的建议，文宗无不采纳，声势喧赫。郑注经常待在宫中，有时休假在家，要求拜见他的人站满他的门前，贿赂他的财物堆积如山。外面人只知道李训和郑注依靠宦官的权势擅自作威作福，却不知道他们二人和文宗密谋诛除宦官。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当初文宗被拥立为皇帝时，右领军将军、循州兴宁县人仇士良曾经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受到王守澄的压制，于是，二人产生了矛盾。这时，李训、郑注向文宗建议，提拔仇士良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五月，乙丑（二十一日），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得知后很不高兴。
＇12＇戊辰，以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2＇戊辰（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3＇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上闻而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