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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芒按响凯瑞家的门铃时，凯瑞正在睡梦里说着梦话。她嘟着她的小嘴说：“我需要爱我的人，离我远远的。”这无疑是说，相爱者彼此也是孤独的。爱的甘醇，只有在一定的距离里，才能体味尤深。凯瑞的表兄曾经是位出色的骑手。凯瑞梦中的这段话，最先就是由他表兄创造出来的。她的表兄纵马驰骋，确实有帝王之风。现在他在凯瑞的梦中，款款而行。令人痛心的是，这位表兄年纪轻轻就患癌症去世了。尽管他算不上凯瑞家族中最优秀的代表，却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向人吐露衷场。然而他却一生未曾婚娶，备受伦常的煎熬。不过他对床第之乐、云雨之事有非常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批判能力。
有一首民谣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舞蹈者的故事。这是凯瑞母系家族中的一个故事。晚辈们已经看不到舞蹈者了。他们几乎忘记了舞蹈的含义。表兄却在他病魔缠身之时，写了一部《灵魂的舞蹈》的书。《灵魂的舞蹈》，叙述的是一个至今保留着诸多古老习俗的原始部落的故事。这个部落叫哈依族。哈依族除了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外，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便是舞蹈。哈依族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岛上，舞蹈着四处游荡。于是他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像过节一样。哈依族的妇女，不少是在舞蹈着的时候生下她们的后代。
凯瑞也喜欢舞蹈。这许是源于血液的缘故。许多年前，凯瑞在国内某大剧院的舞台上，在一片变幻莫测的聚光灯的追逐下激烈舞蹈。音乐的金箔围绕着舞台的空间旋转拍击，几乎从头至脚地穿透她的全身，她沉迷于旋转、腾跳之中。现在凯瑞在梦中听到门铃声吱啦啦地响个不休。她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门前时才把眼睛睁开。她冲着门外喊：“谁，你是谁？”
“我，阿芒。”阿芒的声音有些激动。
“这么早，有什么急事？”凯瑞一边说一边打开门。阿芒倏地窜了进来，他晃动着手上弗兰克的邀请涵说：“天上掉下一个饼来，我要去法国巴黎啦！”
“去巴黎，好，很好啊！”凯瑞由衷地为阿芒高兴。她知道这是阿芒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她向往的地方。
从前阿芒幻想自己生活在异国他乡，另外一个世纪里。例如十九世纪。那时候的艺术家们津津乐道地，拥有很多浪漫派大师。那些浪漫派大师的血管里，仿佛流动的不是血，而是芬芳的葡萄酒。
这一天，阿芒是与凯瑞一起度过的。午后他们来到一个小镇。那是观潮圣地，也是文化名镇，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名人。那个大名鼎鼎的徐志摩便是其中之一。他那首赠日本女郎沙扬娜拉，凯瑞最喜欢开头的那一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这句诗常常让她想象，日本女人那低头鞠躬的模样。凯瑞读初中时，她们家来过十几个日本客人，陪同前来的那位年轻的中国男人，围着日本人前后环绕如同奴婢。凯瑞开始以为他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传染了日本式的繁褥礼节。后来才知道全因为囊中无物，是日本人给他出的这趟路费。父亲说一个没有路费又蜗居日本的中国人，就如同马粪。于是日本人走后，凯瑞与父亲打开纱窗纱门，任蚊子苍蝇自由来去。他们要散一散奴婢与东洋老财之气。这天凯瑞从父亲那里明白了，尊严昂贵于生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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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哲学书1（16）
凯瑞与阿芒在小镇闲逛。江畔的风，渗透着水气向他们吹来。他们谈论着学术、诗歌，也谈论着死亡。美国女诗人普拉斯说：“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它出乎意外地精彩。”崇尚死亡需要勇气，凯瑞特别崇敬那些勇敢、艰难、痛苦地活着的人。凯瑞想，如果尼采、卡夫卡、莱蒙托夫、屈原等许多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他们能洞察到未来，亲眼看到纳粹的残暴，听见苏军坦克隆隆碾入布拉格，亲历斯大林令人惊愕的清洗，目睹中国人忍受的无边苦难，那么他们对死肯定有更深厚、更肃穆的崇敬，对活也会有比死更艰难、更惨烈、更痛苦的感慨。
黄昏时分，江边显得宁静与空旷，一支莫扎特的小提琴曲，从某个窗户里飘出来。那是当今法国小提琴大师弗兰西斯卡堤，拉得炉火纯青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总是给人以欢乐，而莫扎特自己却是活得极其痛苦的。凯瑞崇敬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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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主动选择死，有人绝对放弃这种选择。他们在混沌状态中，在生与死之间，迷惘地活着、活着。作为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该怎样在和平的、规范的年代里生存，去创造去接近生命的辉煌？
##流动哲学书11
阿芒很快办完了去法国的手续。一切都很顺利，连签证也很顺利。作为一个行将启程的男人，没有女人挑选随行物品的挑剔与麻烦。仿佛不是出远门，阿芒除了书籍和几套换洗的衣服，便觉得没有什么可带的了。房间里乱成一团，就像展览结束后准备拆除的展示厅。阿芒在赴法国之前，要把这房间的东西全部搬走，搬到他的父母家，然后把房子退回房东。这会儿凯瑞帮他一起整理。阿芒的家最多的是书籍。那些零乱的书籍，横七竖八地堆在房间的角落里。还有一些阿芒平时临摹得不错的风景画，其中一幅呈现出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乡村的寂寥风光。凯瑞意识到，阿芒也许一去不回了。她似乎有这样的预感，犹如在过去迷蒙的岁月中经历过这一场面。
“我有一种预感，你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凯瑞忽然脱口而出。
“怎么可能，肯定要回来的。”
阿芒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了那张飞机票。那是弗兰克寄来的飞机票。阿芒眯起眼睛端详了好半天，那股子满意的模样，就像是在阅读一张百万英镑的银行支票一样。阿芒穿着一件浅灰体恤，剃了头，刮了胡须，比往常不修边幅要年轻二到三岁。他在房间里转悠来转悠去，把每一样东西都掀起来看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在某些转瞬即逝的时刻，阿芒非常想自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人。这个自己追求和向往已久的女人，现在离自己仅一步之遥，却让他变得笨嘴拙舌起来。那些曾经无拘无束的欢乐时刻，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眼前。而现在即将在离别之际，阿芒感到凯瑞内心的忧郁与不安。
夜幕降临，窗外白天的声音渐渐远去。凯瑞依偎着阿芒坐在卷起来的地毯上。他们没有开灯，由天空收走它的最后一抹余光。凯瑞的手，放在阿芒的掌心里。一种带着异性体温的、亲切而安详的感觉，扫除了阿芒忽隐忽现的欲念。阿芒有一种纯洁的感觉，一种温暖中包含着一丝湿润，一如吻别时留在舌尖微凉的暖意。
第二天凯瑞与阿芒，一起来到阿芒的父母家。凯瑞是第一次见阿芒的父母。阿芒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母亲却是喜欢唠叨的。她微胖，行动倒是敏捷的。她是各类业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一个气功、剑术、心术的民间人物。几十年来，在她当着宣传部长的丈夫的浓荫遮蔽下，她平凡的女性生活，凭借她的能力和丈夫的支持，熠熠生辉。她也是一位擅长于在走亲访友的融洽气氛中，塑造各类社会新闻的人。她的娓娓道来的风格，很能打动那些四处恬噪的家庭主妇。但她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在喜怒无常的儿子面前自吹自擂。更不用说与丈夫争一日之短长了。她是谦逊的，好脾气的，懂得适时施加压力的，信奉妥协的，必要时全力以赴的妻子和母亲。
每天一大早，阿芒的母亲就起床了。她提着剑，去附近公园练上一套杨式太极剑。她花拳绣腿的演练，倒是能起到活血化淤作用。但丝毫没有武侠影片中的剑人之气。确切些说，连握剑的姿势也是不到位的。
凯瑞喜欢舞剑，这与阿芒的母亲稍微有了点共同语言。只不过凯瑞舞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力求每一个动作做到位，踢腿，弯腰，劈叉，飞虹剑、紫阳剑地舞上两套。这两套剑都属少林剑术，其特点是动作轻快。凯瑞舞剑时，常会想起古代的剑客。剑客飘飘荡荡，提一柄长剑，除了阴森森的气息外，还有一段浪漫故事。然而自从荆轲刺秦王后，身怀绝技的剑客大多受雇于人、受制于人。他们以一生的精血气力练就的剑法，换取千古一击，最终沦落为别人的鹰犬。如今江湖上再也没有了剑客这个说法，舞剑只是一项普及的健身运动。那种剑与人，人与剑，相辅相成，相生相依，气息相通，动静一致，思维情感凝聚于剑，剑为人之魂，人为剑之魂，人剑合一，天人合一的剑客功夫，只有在纸上寻找了。
这天，凯瑞在阿芒父母家喝了不少酒。酒后吐真情，凯瑞隐藏在心底的对阿芒的爱，坦露无遗。紧闭或打开的窗，静止不动或飘拂的窗帘，行走或伫立的人群，仿佛都在一种疲惫不堪的倾听中。倾听，以一种无限隐秘的方式存在着。凯瑞在酒中想象。她想象自己在钢琴前，演奏舒伯特的曲子《未完成》。也想象自己是一本打开的书。女人如书籍，书籍可以用隐秘来遮掩乏味的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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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哲学书1（17）
现在，凯瑞决定不送阿芒去机场。没有告别的告别，就是最好的告别。凯瑞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恍恍惚惚仿佛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异乡人，漂泊和浪游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那里的百姓形销骨立、表情淡漠，有世世代代为皇宫炮制灯笼的故事。他们用相思树的枝条做成骨架，用祖上传下来的油纸围在四周，一只只大红灯笼就做成了。凯瑞想起祖父活着时，最喜欢大红灯笼。他从前的宅第有大小十几间屋，每间屋的门前都挂有两盏大红灯笼。就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场景一样。
凯瑞回到家已近黄昏了。楼下吹小号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养了一窝鸽子。此刻，那些鸽子正临窗而立，它们轻轻地用嘴捣着凯瑞晒在窗台上的红枣。然后翩然飞去，让那些振落的羽翅在秋季的天空中徐缓而落。吹小号男人在楼下的天井里，望着它们在空中的姿态，似乎是在端详鸽子和天空结合在一起的含义。他那仁慈的目光，在黄昏的夕阳下闪闪烁烁。
凯瑞没有与这个吹小号的男人交谈过。在墙门里碰面，最多就是点一下头。不过凯瑞蛮佩服他每天黄昏吹小号的精神。只要他在家，黄昏的时候凯瑞就能听到海顿的《降E大调第一小号协奏曲》。这时候整个庭院沉静得像无穷的浓雾，在没有星月的天地弥漫。而他吹的小号就像一把雪亮的利剑，挑破黄昏的包围，以刚劲的姿态在天地间挥舞。于是浓雾被划破了，一支小号在黄昏的天空中，作着悠扬的倾诉。这倾诉创造出一种纯净的意境，让凯瑞的精神为之一震。
凯瑞的脸上密布着渴望，它是倏然降临的。所有夜色的一切、微风、树丛、星星、灯光……以及夜色中的幻想，都与她的思索联系起来。这使她的记忆异常清晰。她清晰地记得，阿芒的父亲就是她曾经采访过的老人。那时他生病住院，在夕阳的无限中他穿着睡衣，脸色很苍白。凯瑞仔细端详了他，凭直觉他是一位在青年时代非常英俊的男人。在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