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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又一个歌手来到我们的身边，但他并不借助电视机，他甚至拒绝电视机，拒绝春节晚会这个俗烂的大众空间。他就是崔健，一个真正影响了未来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歌手，一个如同美国鲍勃·迪伦那样的歌手。
这个年度，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登上了远离上海一千三百公里的北京展览馆的舞台，和他的伙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冲着这个世界愤怒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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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的蓝眼中没有崔健们的愤怒（2）
我曾经对你问个不休，你这就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今天，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蒂是反城市有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支尖利的号角，对日益泛滥开来的浮华、美艳、奢侈、香软、绮丽、自鸣得意的城市生活，崔健以荒芜的北方大地、北方河流、北方天空的名义给了一个干脆的“呸”，就象20年以前那些人类文化的“强硬叛徒”通过电视摄像机镜头，用中指向他们恶心的美国作了一个同样恶心的手势。
1989年，中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赞赏着崔健，赞赏着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在他的摇滚歌曲中感受到了一种激荡，理解了深藏其中的那份炽热情感，明了在时代的冰山底下有一股真正的熔岩在奔腾。
因此，无论崔健意味的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他都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也因此，尽管由崔健所代表的中国摇滚从来不是地上时尚，但它发出的激越呼喊，经由北方而震荡了南方、震荡了上海。当上海部分女性正对蓝眼睛费翔作着她们无需伟大的弗洛伊德解析的“白日梦”，上海的部分男性则沉迷于摇滚乐的煽情性、鼓动性和歇斯蒂里之中。摇滚乐成了上海青年的帮派边界，在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眼里，一切不能摇滚的人们不是一些生命力尽丧的家伙，就是对人类音乐的理解有着致命的缺陷。他们要求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在摇滚面前作出选择：是做一个风花雪月、但勃起却十分艰难的伪男人，还是做一个能够在音乐中寻找自己追求的真理，并对一切腐朽文化作出反抗的理想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这些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不久以后，也在他们热爱的音乐里面兑上了水份，他们很快就与世俗的人们拉近了距离，进而变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将摇滚当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以任意玩赏的城市时尚。
“性”登堂入室，还有三毛、邱岳峰的浪漫
1985年至1989年，文化继续以它的力量对上海青年施加着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本土文化的份量在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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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通过《芙蓉镇》影片，目睹了姜文与刘晓庆那次长达4分23秒的接吻，当然，上海的青春男女不再为这个接吻而失魂落魄而心猿意马，早在60年代末，他们曾在阿尔巴尼亚影片《沧桑》和《广阔地平线》前表现得毫无风度，他们也曾在《列宁在1918》的那条俄罗斯美腿面前一如一条丧家之犬。
1987年，上海的青春男女在电影《老井》中看见了张艺谋先生钻进寡妇被子这个镜头，这回，他们多少有点兴奋，是性兴奋；到了1987年，《疯狂的代价》在上海上映，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中国影片首次出现的强Jian镜头面前是否热血贲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中国政治进一步清明，当意识形态那块天鹅绒般沉重的幕布进一步掀开，逻辑地，对性和泛性的描写因此就进入了各种影视剧，不过，与其说它们在挑逗什么，还不如说它们在公开什么。对上海这座开埠于1843年的城市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她的热情持久地保持，热情之后常常是见多不怪的无动于衷，1989年油画人体大展在上海丧失了全部的轰动效果，就是这座城市高雅的冷漠的必然结果，相比一千三百公里之外北京人在油画人体大展上所生发的“肾上腺暴动”，上海的冷静就更加耐人寻味。
这个时段，琼瑶出尽了风头，仅1986年，至少２０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位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而后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在各地录像厅里几乎场场爆棚。这时，在低级的商品化社会中乐此不疲的人们已经抛弃了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但他们的泪腺还在工作，现在为一个叫琼瑶的女人工作。他们心驰神荡于这个女人提供的所谓的浪漫故事中，泪水长流地想像自己就是秦汉那样的白马王子或林青霞那样的小家碧玉。
与琼瑶在同一时段招摇过市的女子叫作三毛。
这是另外一种浪漫，她提供的不是城市男女渴望的光鲜情感（在这种光鲜情感背后，其实是普通的城市男女对软香温玉生活的不死的追求）。三毛将她的爱情放在远离城市的所在，放在严酷地考验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谁也没有对三毛设置的场景和细节提出疑问，这就如同很少有人对琼瑶的故事和影视剧给予“伪浪漫”的置疑。在1986年到1989年，两个女人和她们各自炮制的文化成了最动情的时尚，人们吮吸着她们硕大Ru房中流淌的时尚之水，人们在这样的吮吸中因此而眩晕。
在另外一个层面，有一个人，不仅成为上海的时尚，而且，对部分上海的青春男女起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人离开城市二十多年之后，曾受他影响的人之一，上海东方电台节目主持人晓林每每在饭桌上，都会以一段对他唯妙唯肖的模仿而将时光再次拨回：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爱尔小姐，你们女人总是这样的估价我。去吧，去那里过瘾吧。你在观察我，爱尔小姐，我漂亮吗？
邱岳峰，一个以他的才华而让上海怦然心动的男人，他和他的伙伴对上海的影响不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还有着时尚的要素。
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邱岳峰，那么，英国电影《简爱》就不会有如此魅力，而那个傲慢、高贵的罗切斯特先生也不会如此地引人入胜；同理，假如没有童自荣，那么法国电影《佐罗》就不会如此地吸引我们，而戴着面罩的大侠也就不会具备如此的神秘性。
在上海许多地方，上海的青春男女压低着嗓音或摆出各种口型，努力地模仿着邱岳峰、童自荣、杨成纯、毕克、乔榛、刘广宁、李梓、丁建华，他们希望拥有或华丽或浑厚或明澈或飘逸的声音，尽管，他们中最傲慢的人也不敢期望自己能够拥有邱岳峰的声音，对他们来说，邱是这样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注定没有人可以攀登。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学着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嗓音强有力地说道：
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不是后台也是可以的。苏维埃政权要存在，我们存在一天，就要向你们要粮，你们不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想反抗，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也是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
他们还有的乐趣便是学着那个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嗓音飘逸地说道：
我们的装甲部队从撒洛尼克出发，经过斯克布里、乌日策、维谢克拉特，到达萨拉勒窝。“劳弗尔行动”计划的目的，就是把从萨拉勒窝的燃料运往维谢克拉特。
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斯已经到达萨拉勒窝。
或者：
彼索夫，愿上帝保佑追击者，或保佑被追击者 。
保佑被追击者？我不明白。
不过，他们在模仿德国国防军军官声音的时候，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们理应站在深受纳粹迫害的南部斯拉夫人一边，而党卫军上校其实应该是他们信仰和理想的敌人。这就是时尚的力量，它消解了意识形态分歧，消解了正义与罪恶的界线，在1986年到1989年这个时段，以伟大的邱岳峰为代表的上海译制天才们，带给上海一种特别的声音，它不是音乐，但有着音乐的特质，它不是轰鸣，但比轰鸣更动人心弦。这种如同音乐一般的声音表达着从英俊的党卫军军官到忧伤的英国北部山地女孩的情感和情绪，还表达着语调的流畅、抑扬顿挫，语言的机智、幽默以及内在的逻辑力量。
G30收录机中的肉体如此香艳（1）
上海某老石库门群落，1987年夏季的晚上。
上海最寻常的一个家庭，家庭男主人是某中学的数学教师，他的太太则工作在区防疫站。
他们已经结婚多年，他们的孩子已经是某重点小学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家庭结构十分稳定，在逐渐风行起来的“婚外情”大潮中他们两人既没有“婚外情”显然也没有“第四种情感”，因此，他们之间的稳定结构显然还将天长地久地保持下去。
问题在于将近十年的婚期加上将近十年的作爱另他们双方都有点意兴寡然，都有点激｜情丧失。他们已经有一阵子放弃作爱了，那些快乐无比的床地之欢似乎变成了往日回忆，甚至，肌肤相亲也成了多余。
男主人决定改变这种状况，而他的朋友们的建议让他毅然决然地用3500元购买了一台G30东芝录相机，
这个夜晚，他从朋友处偷偷摸摸地借来一盘“黄带”，邀请太太一同观看。
在1987年，他的这个动作是对既成秩序和既定的社会公德的一种挑战。因此，观看之前，他们将门窗紧闭，那怕没有空调的屋子闷热得如同一个蒸笼。
那是一次非常的体会和非常的经验，在反复拷贝因而相当模糊的图像上，他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一丝不挂的身体。那窈窕的体态，那细腻、光滑如玉的肌肤，那对鼓突而浑圆的Ru房，都让他们灵魂出窍。男主人甚至来不及询问女主人的感受，激动已经让他无法自持，只在刹那之间，他与太太便纠缠成了一团。
在香港三级片明星的鼓励下，他们暂时地又回到了最初相爱的日子里，尽管，是身体而不是心灵的孤独回去。男主人在16年之后这样对“狩猎者”说道：“毕竟，我们再次回去了。”
上述情景可以作为1987年的录相机时尚狂潮的一个最猛烈的说明。这次时尚狂潮来势之凶猛可以媲美三洋单喇叭收录机（俗称“独眼龙”）和黑白电视机对上海的冲击，亦可以媲美今天以索尼爱立信906为代表的彩信、摄像、无线上网手机对城市的青春男女的扫荡。
那时，上海凡稍有底子的家庭，都被卷入了这拨时尚大潮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八十年代中后期，G30录像机的价位着实有些恐怖，除了已经走完“万元户”征途或正走在“万元户”征途大半的人们，更多的男女把玩这个时尚是需要绝对的勇气。然而，“狩猎者”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少上海家庭的战略储备与购买东芝G30完全不成匹配，但人们依然毅然决然地投入这次时尚大潮，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主流媒体之外的信息，尤其是性的信息。在社会秩序之外的隐秘层面，在社会公德把握不住的地下角落，人们瞪大双眼，贪婪地捕捉着录像带上的放纵图像随后获得那份极度的性快感。
在阳光下的城市空间中，1987年6月8日，上海男人获得了他们自己的香水：伯龙。
可以把它看成是时代发出的一个信号。只是信号，不是时尚。恶俗的上海小市民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