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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世却没有一个国家敢学美国那样，因为一学美国就阻碍资本流通了，就成为山姆大叔的对立国家了。
这也是为什么山姆帝国与民族主义国家水火不容的本质原因，那就是妨碍了人家的资本流通。
所以此时的美国对中国存在敌意，但现在的美国财团还只是罗斯柴尔德财团的看门狗，还不是世界老大，因此隔着太平洋还管不到中国。
就像是德国抓住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付美国财团的时机击败法国，并迅速组建德国容克财团一样。
此时的中国抓住欧洲人互掐的机会，迅速把中国打造成密不透风的铁桶。
如果等一战结束再来着手改革金融，绝对会遭到各强强的集体反对，到时候除非用武力撕破脸，否则别想如愿。
北京国会此时却是忙得很，因为江渝提出的改革方案太多，很多东西要通过国会议程，然后进行投票表决。
不过没有一个江渝提议的改革遭到否决，因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国会。
随着国会表决完毕，下面就是行政实施。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同时也在不断加大开支，主要是行政开支正在不断增加。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行政模式变革，传统放羊行政模式已要被抛弃。
单以治安体系来说，以后每个城市的大街上都会有警察巡逻。
当然行政人员增多了，如何规范行政的问题也要解决，因此行政人员上岗前，都要去专门的学校进行学习，考试通不过的将无法上岗。
行政也是要专业的。
不专业的人怎么管理国家？
另外军人就不要参与行政了，老了就退休回家吧！管理国家的事还是交给有文化的年轻人来做。
年轻人有热情，有理想，有冲劲，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同时舆论监督也在不断加强，各大报社此时首要责任，就是监督各地行政官员、吏员。
并且国会近期通过了一项奖励举报违法行为的奖励措施，但凡举报违法行为并证实确有其事的，都将获得奖励。而且奖励额度还不低，这个钱则由违法份子来出。
同时举报人可以申请警察保护，如果还不放心，政府可以帮助他们迁往其他城市居住。
而《刑法》也经过新一轮的修改，犯罪量刑从严，正所谓乱世用重点，是为了让人畏惧。盛世轻刑罚，是为了让老百姓更淳朴。
此时的中国可以说还处于比较乱的阶段，因为各个领域都还不规范，老百姓文化程度也比较低。
这时候法律不抓得严格一些，以后谁还守法？
当然北洋时期的法律还是很注重人道主义精神的，在法理之间，如果能占到理一方面，量刑都会变轻。又从这一方面，承认了‘道理’具有一定程度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高度，从而也达到教化老百姓的目的。
另外修改后的法律还把自古就有的‘民不举官不究’的潜规则丢进垃圾桶，犯罪就是犯罪了，一定要受到惩罚。
例如丈夫对妻子施暴，妻子不追究，但依照如今的中国法律，丈夫还是要被抓进去关上几个月。
放弃了放羊式行政的司法、治安体系，就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管，事实证明很多矛盾就是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
例如A为了占B的小便宜从而不讲道理，B很生气，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政府又不管，只好自己用暴力解决，结果一刀把人砍死了。
如果政府首先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A首先不敢去占B的小便宜。
另外此时的中国官员在面对商人的时候，也很少能得到受贿的机会，他们手上的特权也不敢乱用。
因为江渝的这个‘军阀寡头财团’首先就遍布全国，其华东商会的商人也不需要去巴结官员。
官员想用特权去卡人那是找死。
另外财团垄断了诸多暴利行业，非华东商会的中小资本家首先很多行业挤不进去，能挤进去的行业也一般不用去贿赂官员。
如果那些中小资本家妄图靠贿赂官员挤进一些行业，必然会触动财团的利益，财团马上就会察觉到反常，从而进行调查。
例如搞什么房地产征地，本来这种征地程序极为繁琐，只有江渝的财团拥有极大的便利。
当财团进入某地，结果发现土地被征用了，自然就会感觉到其中有问题。
在财团掌控国家的国家，国家只是相当于财团的一个公司，国家政府都在为财团打工，官员哪里有什么特权？
完全就是人民公仆！
要想当官，就别想当大爷。
整个国家在江渝的暗中操控下，行政风气正在向极度廉洁的方向发展，并且制度也正在向可高速发展模式的前进。
就是工业发展遇到了难题，钢铁产量严重不足。
好在江渝提前向各国订购了大量铁轨，使得铁路发展未受影响，而且随着日本侨民被陆续送到中国，那些日本青壮男子都被拉去修铁路、修公路。
第一批朝鲜劳工也在12月进入中国，这些朝鲜劳工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矿场、采石场、伐木场等劳动强度高的地方就业。
劳动力增多，并不会影响就业，经济形势是可以操控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目前还不太好操控，但当目前的那些制度改革落实下去后，操纵经济就非常简单了，搞虚假繁荣就可以了。
美国之所以排华，理由就是因为华人枪了美国人的就业。实际上这是美国财团在收割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让华人背黑锅罢了。
就像上次中国股灾让宋教仁背黑锅一样。
现在一次大战时期，百业兴盛，也不存在什么争夺就业岗位的问题，那些劳动强度高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何必去争？
当然中国劳工也是很多的，但此时百业兴盛，那些中小资本家也趁机大肆投资，老百姓也因为股市的全线飘红、月月分红而把钱砸进股市，投资变得非常多，民间企业的工地到处都是。
而且之前引起股市崩盘的铁路也因为陆续通车，以及投资兴盛，导致货物多得运不过来，提价后依旧如此，盈利节节飙升。
看到了巨大利益的那些中小资本家，有些人不买铁路股票了，而是自己集资修铁路。
在此时的中华民国，土地是私有化的。
而且修铁路很容易审批下来，等于说人们想怎么修铁路都没问题。
而这些民间铁路公司自然也要考虑营利性的问题，都纷纷往营利性高的地方修铁路，有的铁路公司看到那些主干线运货运不过来，干脆挨着主干线再修一条主干线。
此时中国铁路的主干线是掌握在江渝手中的，有人在他的铁路边上修铁路，这是公然抢生意。
不过江渝却是乐翻了，铁路随便你修，巴不得你修更多的铁路。
如今这个时代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发达的空运，更没有什么巴拿马级货轮，铁路依旧是主要运输方式，像这种重复建设的铁路干线以后到了战争时期还是用得到的。
铁路越多，战争潜力越强大。
周子跃和陈光甫，以及江渝他老爹江远川都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忙得脚不着地。
江远川目前正在负责全国的农业机械化建设工程，在这一建设项目上消化了大量劳工。
因为农改的危险性比较小，用的全是中国劳工，工钱也都是按照每月五块银元给。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源往这方面倾斜，钢铁紧缺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农机生产。
在大把资金砸下去的情况下，预计一年内可以将各平原地区的产粮区建设成机械化农业生产基地。
江远川还要管理棉花、生丝、茶叶、油桐等经济作物的布局和生产。
此时日本被江渝给打趴下了，日本的生丝出口份额就完全失去了，而中国自然理所当然的把生丝市场占领过来了。
经过多年的培育，此时中国的生丝产业已经出现了规范、统一的生产模式，生丝质量、产量都大有提升。
茶叶方面经过科学管理，以及精美包装，几年下来在国际上销路不断上涨，中国茶叶的口碑也逐渐做起来了。
此时的中国的包装行业是最发达的，商品不就讲究一个包装吗？有包装别人才认为这是高档货。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是越来越浮华、肤浅的，人们在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往往只会选外表好看的商品。
而不像中古国代的传统商业模式那样，买商品全讲一个实惠，商家也全讲一个信用。
“通过粮食生产机械化解放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靠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大量就业岗位，是当前采取的基本农业战略。因为粮食生产可以靠机械化，而经济作物的生产除了棉花可以在收割过程中机械化之外，其他的经济作物大多都是靠手工劳动，同时辅助以各种小型农机。”
在行政学校里，地方官员上任前都要学习这个农业战略，到了地方之后，就得大力发展可以种植的经济作物。
当然为了使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收入彻底稳定，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心生产经济作物，每一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是有一个限定的。
地方官员到任后要发动群众种植经济作物，首先得找农业专家前去考察当地气候环境，再选择有剩余份额的经济作物进行种植。
后世的中国农民就是因为没有官方出面规划，看到种什么赚钱就一窝蜂全去种什么，结果等产出的时候却发现不好卖了，搞不好还要亏本，那就只能砍掉再种别的了，然后价格一直维持在有赚又没什么太大赚头的局面。
所以说计划农业才是王道，同时为了减少农民的风险，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成立了一个期货市场，专门对大宗的经济作物进行期货交易，当然同时还有对其他的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
期货可以说是财团敛财的又一工具，因为财团掌控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实现布局好之后，马上可以发布一个什么XXX地区受灾，农作物减产，或者预计今年XXX农作物产量增加等等消息，期民们马上就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而在那些小宗的经济作物产地，也各设有期货交易市场。这些期货市场是纯粹农业性质的，例如当地是商品化橘子的产地，今年橘子的收购价是多少钱一斤，这些都是可以搞期货的。
这种期货也是季节性的，可供地方投资者买卖，可以保证当地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的收入保持稳定。
农民在生产前可以先计算成本，然后再到市场上申请实货期货交易。
当然为了避免被国际财团和罗斯柴尔德财团钻空子，此时的中国期货都要求是实货，而不是纯粹为了对赌。
不是实货交易，和赌博的性质没什么两样，中国此时确实掌控了部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但并不是全部，容易被欧美财团玩弄在鼓掌之间。
例如东北开发之后，中国可以掌控大豆的定价权，这个年代各国的大豆产量都很低，历史上民国时期的东北是全球大豆出口最多的区域。
搞了实货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这个制度一旦普及下去，以及农业调控能做好，能让中国的农业生产变得很稳定，不会出现过山车一样的行情，农民最怕的就是过山车一样的市场行情。
农业稳定下来之后，市场需求扩大，种植面积也可以随之调整。
周子跃则忙着管理财团的各方面扩张，特别是就业问题方面，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确实消化了不少就业岗位，但远远不够。
在开发各省大矿产的同时，以及靠大量修建铁路增加就业岗位，以及各工厂扩大规模后招收的工人。
周子跃继续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