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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这个时代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分得清，说得明。因为这个问题答案只有时间可以解答，这里埋下的只是一颗历史悲剧的种子，还没开花结果之前，谁敢断言？
但是李想是谁？他是穿越客！翩翩他把历史的后果看得清清楚楚！
李想从容一笑道：“立宪派虽然转而赞同共和，就是和革命派有本质的不同。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在这种情形下的南北议和，袁世凯想要代替孙中山，北京北洋政府想要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想要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我前面所说的同盟会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如果你们只是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不去正视改进，这些一定会给你们留下深刻惨痛的教训，以致追悔莫急。”
这番话连消带打，陈其美听得由衷赞许，发出一阵笑声，连叫了三声好。
黄兴一直低头看着手里摇晃的颜色鲜红的红酒思索着，许久，才低声说道：“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之时，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笔者按：‘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正如李大帅所说，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这也是当时形式所迫。比如，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也确实只是排满革命。李大帅对叁民主义新解释，我也听遁初说起过，反对列强的侵略，民权与治权的区分，节制资本等，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所以你的新叁民主义无疑毫无号召力，这样的主义又要什么用？”
黄兴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手里的酒杯，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李想说道：“实不相满，南北议和，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这不止我抱着这样的看法，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这是潮流，大势所趋。”
“小子斗胆进言，以为和议还是不谈为好！这可是城下之盟！”这一句话儿破口而出，不但李想自己觉得突兀，在品酒的陈其美也听得吓了一跳，忙又静心细听。
“唔？”黄兴原地兜了两圈，还是说道，“你说下去！”
“袁世凯的上台，虽然暂时稳住了清王朝的阵脚，但却对清廷构成新的威胁，何尝又不是对革命的威胁。这个野心勃勃的枭雄，自再度出山起，便在筹谋夺取最高政权，而不是为这个王朝尽力效忠，也不是为了共和民主。从此刻起，清王朝尽管还未彻底倒台，但已是名存实亡。南北议和，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岂不是多此一举？”
“嗯。”
“同时，它又颁布宪法‘十九信条’，表示要削弱皇帝无限的专制权力。这一形同做作的举措也为时过晚，已经失去的民心再也无法挽回。此外，满洲皇族中的宗社党，尤其是少数少壮派亲贵，不甘于束手待毙，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同样无济于事。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但却未造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革命未能深入下去。”
“嗯，是的！”
“立宪派通过和平或流血政变，掌握了许多独立省份的政权。另一些独立省份名义上仍由革命党人掌权，但他们也很快向右转。所有独立各省，都在压制工农运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受到多大震荡，农民群众的自发性起义，影响有限，未能在农村地区带来深刻的变革。处于分化、瓦解之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尽管极端虚弱，却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其后仍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这场革命大风暴，缺乏一种成熟的社会力量来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李想侃侃而言。
黄兴听着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里是同意的：是啊，由于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乘机崛起，革命党人对起义胜利后出现的复杂局势缺少足够的估计和精神准备，独立各省内部又意见分歧，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在临时政府地点和大元帅选举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夺，使得中央政权陷入难产之中。当然，这是黎元洪在位时的事情，李想是没有责任的。
黄兴拍拍发烫的脑门，不置可否地道：“你说了这么多，有什么因对之策吗？”
话虽没明说，但黄兴的脸就是一篇文章。李想忽然觉得一阵轻松，忙道：“我全力支持黄先生立刻去南京组织中央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应实行武装割据，只能采取象以往农民战争那样，实行武装割据，把根据地作为胜利的出发点，最次也能暂时与袁世凯南北对峙，等革命的力量强大以后，各地革命团体如燎原大火，到时同时并举，再直捣袁世凯和满廷的老巢。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开始时总是较弱小的，确实不可能与袁世凯立即决出胜负，如果依托南方作为根据地，积蓄自己的力量，必定可以不断创造胜利的局面，彻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黄兴沉默良久，陈其美也屏住了气，深恐自己的呼吸惊扰了他们的谈话，他对李想这个提议是最赞同的，以前也这样劝说过黄兴，只是总是被他拒绝，今天李想说得这么有煽动性，而且黄兴明显也意动了。
良久，终于听到黄兴说道：“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组织中央政府，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李想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的同时心里大喊着“一个大棒槌”！
这一次的谈话，使李大帅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
第二百九十四章 先烈流血为何
“李大帅！”英俊潇洒的花样美男子王精卫带着他那个圈子的一大帮人围住了李想、黄兴和陈其美，未来大汉奸的表情显然是有点不怀好意：“昨夜苏军总参谋顾君与保定学堂教席廖君会晤，听说大帅也在场。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台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廖君以保国救民为宗旨，是以联合两军同志，委曲疏通，力求融洽，虽躬冒危难，所不恤也。但廖君恐不足以取信于项城，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不知李大帅以为然？”
“抱歉，我早已经用拳头回答了顾忠琛，如果你不想也被我把你那一口漂亮的牙齿打掉，就请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李大帅特别绅士的摊了摊手，伸出胳膊还对着下巴浮肿的顾忠琛招了招手，被李想打掉牙齿的苏军总参谋立刻臭着脸孔把头扭到一边避开。
李想的目光四处巡视了一下，现在才发现便宜老丈人汤化龙竟然不在，他和林长民同为黄兴的私人秘书，今天林长民来了，他却没有出现在这个宴会，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轮到王精卫和诸位大人物吃惊了：“李大帅的意思是指，坚决反对和议！没有任何转桓的余地？”
“这怎么可以？”程都督尖叫了起来：“就在南北双方公开会谈之后两天（阳历十二月二十日），驻沪英、日、德、美、俄、法六国领事以同文照会分别递交伍秩老、唐绍仪，请南北双方尽速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帝国主义极力支持袁世凯政权，声称：‘中国战争若继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和安全’。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舆论上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我们尽快与袁世凯和平解决。你想过没有，你的鲁莽会有怎么可怕的后果？是亡国灭种之祸！”
李想实在没法忍了，噗哧一口笑了出来，怕洋鬼子怕成这个样子，也不怕被人笑话。
“吾愿以一腔热血灌开中国自由之花！”李大帅嘲笑的脸色变得极庄重，语气极悲壮，几乎使闻者感泣，“你们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参与对辛亥革命的扼杀的征兆。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历来抱着敌视态度。由于它们之间彼此争夺霸权的火并日趋激烈，清王朝已显露出崩溃的迹象，又兼革命党人宣布承认它们的在华权益，以及它们之间在对华问题存在复杂的矛盾等原因，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之后没有采纳日本的武装干涉主张，而是实行所谓‘中立’。其实，帝国主义的‘中立’，只是改换了破坏中国革命的手法而已。在‘中立’的幌子下，它们极力扶植袁世凯作为新的工具，通过他绞杀中国革命，维护在华侵略权益！何谈难道就不是一条死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反抗！不在反抗中灭亡，就在反抗中重生！”
“真是个疯子！”周围的大人物们快晕了，这个李大帅果然如传说的疯狂！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李大帅，您这个玩笑开大了！”王精卫几乎跳脚了，垂足顿胸，痛心疾首，涕对同党，“先烈流血为何？我辈出力为何？所望诸君，毋躁进，群公不我欺，誓非倒清不止也，欲速不达耳。”影帝也未必有王精卫演的精彩。“你知不知道，12月1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政府推动下，于库伦宣布‘独立’，驱逐清办事大臣。12月16日，‘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奉哲布尊丹巴呼克图为‘皇帝’，年号‘共戴’。设内务、财政、兵、刑、外务5部，其幕后实由俄国操纵。西藏也在英政府的唆使之下，蠢蠢欲动。日本、美国各列强虎视眈眈，和议如再不尽快结束，中国必遭瓜分之祸！”
辛亥革命发生前，清政府在外蒙推行新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