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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铁长接道：“如果安西军真要是将沈家岭作为攻击重点，可以用刘经部的七个团对营盘岭牵制性攻击，抽调两个精锐团配属井勿幕部攻击沈家岭及在攻克沈家岭后沿其东侧兰阿官道和雷坛河进占西关和铁桥，安西军炮兵团也调出三分之一的重炮加入沈家岭战斗，这样，利用沈家岭战场条件和优势炮火让阵地成为绞杀消耗清军兵员的磨盘。”
“就这样安排吧。”李想站起来，望着兰州城的目光悠远，又说道：“先不要急着进攻，应有四到五天的准备时间才可进攻……现在局势对我们很不利，清帝已经退位，袁世凯磨刀霍霍，时间很紧迫……但是我们切记：遇速则不达。”
第四百零三章 铁城
早晨，天气晴好。
皋兰山上的守军从山顶的前沿壕沟里探出头来往下一看，不禁魂飞魄散，无法设想那是一个何等奇特的景象。从上千米之外向攻击目标挖壕沟和坑道的攻城战法，在人类战争史上极其古老。昨夜安西军挖掘的过程中没有枪炮之声，夜幕下四野一片寂静，但挖掘却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着。在兰州第一道防线外侧约两千米的开阔地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和农民挥汗如雨，却悄无声息。这是李想昨夜忽然想起老电影《解放石家庄》看到解放军“改造地形”作业：他们挖出又宽又深又长的坑道，密密麻麻地伸向国民党守军的前沿，挖出的土则用来填塞守军的防御壕沟。他们还要在坑道中挖出各种各样的掩体，挖成单人掩体后再挖成井筒再掏成丁字形，使通道与掩体互相连接。当坑道挖到靠近守军防御阵地和防御壕沟时，他们就挖出一个巨大的炸药室，然后放进去数千公斤的黑色炸药。工兵部队的技术人员趴在坑道上面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土层的厚度和炸药的威力，以达到他们设想的最理想的爆破效果……
这样宏伟的场景，带来令人窒息的震撼。有人立即向兰州城里的升大帅报告。升允无论如何难以置信，等亲自来到前沿一看着实吓了一跳。他弄不明白李疯子的安西军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到底使用了多少人力一夜之间在他的第一道防线外侧挖出了如此密集而绵长的交通壕。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自己的部队竟然没有捕捉到任何动静。升允知道大事不好，他立即跑回指挥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听升允说完，所有人都感到危机迫切。
长庚和升允已对依靠甘青、新蒙，主要是甘青回军盘踞西北失去信心，但仍想利用回军在西北作困兽之斗，消耗安西军兵力，延缓共和进程，以便取得较长喘息时间，幻想会有奇迹……
但是会上，马福祥、马安良等人和升允、长庚各自心怀鬼胎，七嘴八舌，吵闹不休，互相埋怨指责，推卸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
马安良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先发制人地指责马福祥道：“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李疯子军兵力强大，谋略过人，而在于我们内部的不合作。有人不顾大局，躲避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有意保存实力！”
说完，求援的目光落在彭英甲的脸上。
彭英甲正在阴谋与被袁世凯任命为甘肃都督的赵惟熙争权，借力于马安良，所以马安良的眼神是要他帮忙呢。但是彭英甲想要甘肃都督的位置，还得看马福祥的脸色，所以在这种场合，既怕得罪了马福祥，又怕惹了马安良，于是，打算来一个稀泥抹光墙，只要没人给他难堪，他就两面抹。
马福祥一听，这话是对着他来的，便沉着脸，鼻子冷冷地哼出两声，用右手中指敲击着茶几，疾声冷语道：“要追究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吗？我很赞同马老弟的看法！有人就是一贯不顾全大局，只顾扩张地盘，招兵买马，冲动好战，才陷入今天十面埋伏的绝地！我早就说过，坚守兰州，胜，限于兰州地形，反击无战果，败，背水只有一座兰州黄河铁桥作退路，弄不好有灭顶之灾，应将主力撤到黄河北岸，南岸兰州只做一下牵制消耗性的抵抗便放弃，主力在黄河北岸沿河机动，安西军在哪里渡河，就在哪里‘半渡击’……哼！好战必亡，一味好勇斗狠，只是加速败亡！”
甘州提督马进祥也附和说道：“我在南方多年，看清目前形势……要慎重应付。”
马福祥点点头，老调重谈道；“甘肃财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再从事战争，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派人出去和李疯子和谈，没必要打的你死我活……”
“砰！”马安良一拳砸在桌上打断马福祥的话，茶水从杯渐起老高，泼了一桌子，他狠狠道：“谁不知道，你儿子马鸿逵在甘肃讲武堂读书时就入了同盟会干造反的勾当，后被抓起蹲苦牢，后来被砸银子保出来。听说这小兔崽子纠集一百多号同学跑去湖北测绘学堂继续读，这一百多人都参与了武昌首义，你那个宝贝儿子现在就在李疯子军中！哼！你是什么心思，我不清楚？”
马福祥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发现长庚和升允那道冷冰冰的目光直射到自己的脸上，似乎有股冷风顺着脊梁骨倒灌下来，脸色立时阴沉下来，干咳两声说：“教兄，言过其实了吧！”
称呼立刻从“老弟”变成“教兄”，他们毕竟都是回教，天下穆斯林都是兄弟，可是现在的马安良哪里肯吃他这一套？他雷霆大发，拍案而起，吼道：“放屁！”
马福祥气得脸色铁青，挺身而起，指头戳着马安良，尖着嗓门喝问：“奶奶的，你想干什么？”他在城外的昭武军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翻脸投李疯子去！
马安良怒目圆睁，脸上青筋暴起好几根，嘴里飞溅着唾沫星子，逼问着：“姓马的！你……你敢骂人！”
长庚摆了摆手，摸了摸秃脑门，哈哈一笑，调解道：“都什么时候啦，你们还尿不到一个壶里，那还打什么仗？”接着，他又摸了摸脑后的辫子，挨个瞅了瞅马安良、马鸿逵和升允等人，笑了笑，继续为马安良和马福祥打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西北战场上，我军虽然吃了几个败仗，但是，总的来说，局势还是乐观的嘛！匪军要想拿下西北，没那么容易啊！不要忘了，袁总理已经开始干预这里的战局……”
马安良、马福祥和升允等人，直到这时脸上才爬上几丝笑意。会场里一直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长庚感到很得意，至少表面如此。他扯着嗓门分析了一通时局和战况，然后说：“总而言之，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我军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匪军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在兰州决战，我军可以以逸待劳，知己知彼，全歼李疯子主力于兰州外围将指日可待！”
会议在烟雾腾腾中密谋了一阵兰州决战的具体策略以及兵力部署，并反复强调了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以大局为重等等。
接着，长庚宣布兰州决战计划，宣读完命令，长庚双手撑住茶几，十分严肃地说：“兰州战役，实乃西北大决战，胜败在此一举，希望参战的各部队鼎力合作，争取在兰州城外将李疯子之主力一举消灭！”
然而，会后马安良、马福祥却各有打算，各行其事。
马福祥的身世和马安良不同，作风也不相同。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马福祥则是因保皇而飞黄腾达的。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变乱中，靠拢官府，办理地方团练，保护乡里。当撒拉族民由循化县进攻积石关时，积极阻击，保护汉藏村落，并以自己的粮食赈济汉藏灾民，建立起友谊关系，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愤怒，烧毁了他家的住宅及亲族庐舍。马福祥的二兄马福禄考中清朝武进士，马福祥中武举。马福禄自北京回来，要求在马安良部下任一军职而不得，旋在河州总兵汤彦和衙门当了一名“随军参赞”的挂名差事。他为了图功报恩，与马安良争上下，在平变和镇压回众方面特别出力，为清军所信赖，为回民所愤慨。马福祥以其先世办团练以及马福禄庚子之役为国捐躯为光荣，并以科甲出身自豪，鄙视马安良系各首领。辛亥革命时，升允征调回军镇压陕西起义时，马安良提出各分统人选，独不提马福祥。经升允提出，马安良反对说：“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而马福祥也不愿受其指挥，自请留在兰州。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
马福祥不愿战守兰州，马安良的精锐军战斗力虽较强，毕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
长庚和升允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他们预料安西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东去，出潼关，进取中原，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
于是，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机遇，反守为攻。
为了不让马安良窜据河西，主张以马安良的精锐军独立担当兰州保卫任务，而马福祥的昭武军作为总预备队。他们认为如按这个计划作战，也是因为有个儿子是革命党的马福祥他们有点不敢用了。
果然，马福祥不辞而别，拒绝马安良共同策划指挥兰州会战的邀请，而渡过黄河远走青海，作保家之谋。
升允一向了解马安良功利心切，当初就积极主张用兵攻陕，认为是为清廷立功建业的机会，并扬言要“马踏华阴庙，火烧长安城”。所以现在只有利用马安良固守兰州，期望袁世凯尽快的向李疯子动手，兰州就有可能守住。
升允对马安良道：“李疯子虽是一时得逞，围城兰州，可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北洋军部队蹑其后、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匪军会遭到四路围攻的毁灭性打击。”
这些正中心怀的悦耳之言，使不知死之将至的马安良闻之喜形开色，一一同意照办，决心跟李疯子军在兰州作孤注一掷的死拼。
马安良狂妄已极，他自己认为‘西北是我的’，一切应以我为主，以我军守我土，心安理得。
马安良歧视马福祥，认为“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也怕有个儿子是革命党人的马福祥不为他卖死力，轻易放弃兰州，拆他的后台。要想保存兰州这块地盘，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部队可靠。
马安良在对部属的命令中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四处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第四百零四章 威胁
一行人乘两辆马车于凌晨天蒙蒙亮开出兰州，一列军队在兰州黄河铁桥待命中，看到马车过来，大家都很安静。
马车在桥头缓缓停住，一个微胖的身影钻出马车，就在桥头上傻傻的站着。深夜的黄河铁桥看不见其他人影，夜风夹带着隐隐的炮声不时吹拂过来，安西军的总攻还没有开始，但是摩擦时有发生，安西军就借着摩擦作为掩护大搞“改造地形”作业。
马福祥面无表情，他的随从们却不时向漆黑的四周张望，接着又缩起了肩，黄河岸边上风一阵阵吹来，冷冷的刺骨。他们接着又咬起了耳朵，问是不是去青海，他们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只有马福祥一个人知道。
望着污秽的黄河铁桥，站在无人的桥头之上，马福祥感到头脑一片空白样的落寞，大清国俟亡。他马家功名富贵全系于清廷，可以说是“深受国恩”，自家兄弟也“为国捐躯”，如今他儿子却在“造反”，面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