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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深入长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
第五百三十四章 迷雾（一）
武汉。
这是1913年的夏天，又是一个炎热之夏日。
在椭圆形办公室，血色的五星红旗之下已经挂上一副巨大的中国地图，李想正指着地图上的南北交战的区域划过，语气严峻地对哼哈二将曾高和李西屏说道：“战争终于爆发——二次革命！如果我们在辛亥年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今天二次革命的事情发生了。”
曾高和李西屏默默听着。
“我们暂时不宣布独立——我不会在袁世凯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革命的果实！——继续备战！如果北洋军惹上来，坚决予以反击！”
“不经鄂区议会批准就有权派军队去开战吗？”李西屏问道。
鄂区搞的民主建设已经初具形势，所以李西屏才有这么一问。
这位铁腕李大帅回答说道：“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鄂州约法的章程，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李西屏微微一笑，曾高却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李想感慨道：“过去一年中，我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这个国家去干一切我们能够干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我看来，就像辛亥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袁世凯北洋反动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全国范围的战争。”
“这可能吗？”曾高咧嘴苦笑道。
“试试看。”李想诚挚地对他们说道：“我当了一年多点时间的鄂区元首，我还花了一年时间去准备，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们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鄂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中国。”
李想这个决定就是袖手旁观李烈钧等改良派掌握的武力被袁世凯消灭，孙中山在没有武力依靠的时候就只能依靠他。他是借袁世凯之手消灭政敌。反正那些家伙留着什么事也做不了，反而处处碍事。
李想与他的哼哈二将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二次革命”的第一个正式声明：
“蓄意无视维持国家和平的责任，是支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省份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鄂区议会正在上演一出闹剧，国民党改良派人正在攻击国民党修正派人的犹豫不决。
詹大悲一厢情愿的说道：“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李帅应当诱逼袁世凯摊牌，我认为袁世凯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南方各省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蒋翊武从军事方面出发：“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北洋军在辛亥革命时五天之内就压垮了孝感，两天中就席卷了阳夏。”
……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
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拼！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
北京。
中南海，海宴堂。袁世凯在这里依常例召开军事会议。
袁世凯把孙大炮的两封几千字的长长的电报丢在废纸篓，却对李想短短三十五个字的电报反复研读。
此时，北洋将领们侃侃而谈，表现对南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令袁世凯感到吃惊。
陆军总长段祺瑞得意的道：“目前发生在江西，安徽的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钳制的游散目标而已，战争实际上已经获胜。在整个南方的匪军，大规模的抵抗都会在入冬以前内结束。”
“关于李疯子介入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吗？”袁世凯放下李想的那封电报，若无其事的询问道。
之前已经有李纯以及雷震春判断介入可能性为零的报告。
段祺瑞觉得他们的报告和自己意见一致，就说道：“可能性很小。如果李疯子和李烈钧联合举兵，或者他在南方举办之初就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鄂军号称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潼关和武胜关的大概不会超过四万人。他们刚刚结束新疆和青藏的战争，更多部队还留在荒漠边关，最多只有两至三万人可以出关，这点人马出关，还不是找死？现在我们的海军在长江有基地，如果鄂军南下到江西，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对于鄂军军队战斗力的评价，段祺瑞惯用带着一点血腥味儿的话说道：“面对北洋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
“不要忘了，李疯子也有海军！”
段祺瑞语气中充满了对鄂军海军力量的蔑视：“那些刚刚在什么深蓝海军学校学习一年的雏鸟，他们之间的配合会十分差劲儿。我相信他们海军轰炸他们陆军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袁世凯在将信将疑中脸上有了点笑容。
段祺瑞接下来的发言就有些跑调了。
段祺瑞对鄂区军队参战的可能性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凭空的傲慢，作为一个具有长期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大量情报分析的基础上的。可惜的是，北洋情报机构，特别是鄂区情报几个，在李想是否会参战这件事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李想或许太会演戏了，连孙中山和黄兴都不认为他会参战，他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很深，而且还有袁世凯作为幕后推手。
而且雷震春情报部门主要分散在沪、宁，没办法，国民党在长三角的活动太猖獗，太引人注意了。虽然他们做的是秘密的事情，但是这些从同盟会走过来的人做事一向高调。造反都造得唯恐天下不知。
同时，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李想在李纯面前的“反动”表现，李想直接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最近，李想在其鄂区北边与北洋势力接壤的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令北洋军紧张了起来，风声鹤唳的“情报”对象转移到了李想方面来了。“李想部队的大规模的铁路运输开始”、“鄂区政府正在向外国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鄂军在黄河上修渡口”等等。但是，来自情报部门关于鄂军动向的情报常常互相矛盾，很可能在一份声称“鄂军的介入迫在眉睫”的情报之后，立即会有另一份“鄂军介入的迹象不明显”的情报送到段祺瑞的案头。
段祺瑞看到的是一份得到密探大老板雷震春赞赏的结论性报告，报告说：虽然应该认为李想仍然有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干涉，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想大概不可能在今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叛军进行秘密支援。
虽然这份报告中使用了情报文件绝对应该禁止的例如“可能”。“大概”这类词汇，但类似报告无疑会对段祺瑞产生严重的判断误导。
而雷震春在为袁世凯准备的分析材料中的结论是：尽管李想讲过那样的话，鄂军在向北前进，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李想的确打算全面参加战争。
李想毫无疑问地害怕与北洋军交战的后果。他们的鄂区计划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该政权的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受到危害。
这支这写满“可能”。“大概”这类词汇的情报最有力的证据是，李想到现在还没有宣布“独立”。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然，北洋情报机关京师军政执法处内部并不是人人都这么乐观。他们确实收到过有相当可信程度的情报。比如，一个在陕西光复后潜伏下来的原清朝官员在向北洋提供的情报中，不但把鄂区军队在陕西潼关的详尽部署在地图上标出，还明确地指出，鄂区军队即将出关作战。这个原清朝官员有不少同事在鄂军的军队中服役，这使他得以知道哪支部队现在哪里。
另外，北洋情报机关京师军政执法处还收到过鄂区领导层在武昌的会议上关于参战问题“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