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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北方事件就这样处理后，七月初又在绥芬河边境搞了一点与罗苏军的小冲突事件，果然转移了视线，也让抗日义勇军对他们的攻击少了下来。
抗五军因这次事件又多招了三万多新兵，就没有解散，包括这个犹太人大队，还是先在安徽、上海和涞源训练着吧。现在共济会人多了，但是钱更多了，多养点军队是没问题的。
现在财迷在经济上是没什么问题了。阿拉伯的石油开发权卖了个好价，犹太人的存款也让他有足够的资金。
不过，现在德国对徐辉酋长国的举动有意见，说是帮忙犹太人转移资金，不让徐辉酋长国银行在德国境内营业了，实际上也改变了他们驱赶犹太人的政策，改为在国内迫害了，有些人还被抓了关起来。以前逃到我国的犹太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一面为德国的同胞担忧，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感到庆幸。也更加感谢徐辉的救援了。
不过对一些犹太人的出国，德国还是可以放的，只是不能带财产走，不能向国外转出钱去。财迷要任伟绩与大华驻德国使馆以及阿拉伯等国家的使馆人员活动，说共济会只是要救人，而不是要钱。这样，通过这些使馆，也发出了一些护照，这些人的接收地还是上海，那些阿拉伯国家批给护照是可以的，但这些人实际上他们不要。为救这些犹太人，共济会不光没收线，还贴了不少钱。
这时，犹太人就更加知道才弥先生确实是为了救他们，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是为了钱。在上海的犹太人组织还想办法串联在德国的同胞，教他们怎样逃出来。又找了几个德国人，帮犹太人把一些财产走私出来，当然是要给这些走私者相当比例的分成的。
德国对徐辉的态度差了点，但罗苏突然对共济会的态度好了，正依了我国古老哲学说的，有得就有失，而有失也有得。罗苏把日军对他们的威胁很看重，所以对抗日义勇军对日军的抗击很重视。别的义勇军现在对日军攻击很少，只有抗五军还在主动攻击日军，他们就派了人来与共济会建立联系。
罗苏不光是与共济会这样的抗日组织来联络，还与蒋中才政府建立了联系，不过这倒是蒋中才政府先去联系的。蒋中才以前也去过罗苏，对他们的革命经验也有一点觉得可用的，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罗苏留学。但自从开始清党等以后，现在还一直在打赤卫军，所以与罗苏可以说是决裂了关系。不过蒋中才的政治嗅觉很灵，看到日喷要成为我国和罗苏的共同敌人，又闻到罗苏也想借用我国的力量，就利用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到罗苏作学术访问时，与罗苏官方联系一下，看能不能修复关系。
结果这个学者还真的不负所望，或者说，当时罗苏也正在想与华国建立关系。总之，结果好得不得了，不久，南京政府一方面剿赤行动照旧，而另一方面与罗苏谈起了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了。
第七卷 1935年 第二百一十三章 广田三原则
河北事件的结束，对徐光之、对抗五军、对共济会，不光是得了点军队编制，关键是他们在全国民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一些各地的实力人物也对抗五军的力量要作重新评估：让日军最终没敢动手，不是纸老虎能做到的。所以各派别的人都要想办法来联系一下，交个朋友。
不过，罗苏对抗五军就更加友好一点，只要抗五军在北方打日军，他们愿意提供援助！而且他们也与共济会的产业扩大了商务合作，买了一些抗菌素等产品，共济会买他们的钢铁。而且罗苏以相当优惠价钱卖了一些可以平射的两用高射炮给抗五军。只要这些武器是用来打日军的，实际上罗苏就是送给抗五军都是合算的。
这些武器交易，可都是私下悄悄的进行，双方都不想让外界知道。科辉的公司，向罗苏派了商务代表。这些武器虽然是直接从外蒙古运到察哈尔、热河省，但不让戴笠的军统知道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政府对此也只是装成不知道罢了，而且他们就是要管，也是管不着的。
而且这时蒋中才政府还正在与罗苏谈判，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的共同点就是对付日喷。如果这时蒋中才想限制东北的抗日行动，那么这个谈判就不用谈了。尽管蒋中才对共济会的力量发展这么快是非常担心的，但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蒋中才他们对撤出河北这条计策，不知有多后悔！这该死的小鬼子，口口声声说要打，怎么面对抗五军就不打了呢？真是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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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的中央政府还是要按他们自己的宣传，力挺他们和平对外方针的正确性，或者说是攘外先安内政策的重要性。政府又发了一些国内禁止抗日言论和限制抗日组织等一系列政策，号称要体现“睦邻友好”意志。南京政府对日喷政府表现得如此“配合、顺从”，日喷政府也要“配合”一下的。
于是，日喷政府在八月上旬宣布执行对华新政策：一、彻底取缔排日，拋弃依赖欧美政策（可蒋中才就是要用其它列强来制衡日军的，而且日喷的这个提法是不合理、遭到欧美各国反对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二、如果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最好，否则应作事实默认（对这个，什么叫做默认？每次只要问到这件事，我国都要否认一下的，除非日喷方面不提，所以，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三、日满华共同防止来自外蒙之赤化（只有这个，欧美列强、蒋汪政府与日军是一致的，但日军拿这个只是做为他们赖在东北的理由，而实际上他们并想干与罗苏冲突的事）。这个政策是由他们的外相广田弘毅对外宣布的，所以当时也称作“广田三原则”。
这一巴掌打了过来，蒋、汪政府想“配合”，都配合不起来了。这小鬼子，欺软怕硬，对抗五军就不敢怎么样；可这儿说是要与他们和谈，这小鬼子就来劲了！没办法，再慢慢转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上来吧！（这抵抗，似乎全是“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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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以后，北方的军事暂时稳定了，共济会的经济发展相当好。在安徽和河北、西北、东北，有不少地区的地方官都是共济会的人，也就是说是共济会控制了这些地方。
财迷又在上海和马鞍山等地办公，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也又与杰西卡、杜丝娜等几个女孩在一起谈恋爱，看上去形势喜人。而且经过河北事件，虽然最终没打起来，但国内热血青年说才弥先生光是谈恋爱而不抗日的人就没有了。事实证明，抗日大明星徐辉将军是做到以抗日为重的，乘现在抗日事务不太忙而谈恋爱，那是抗日、恋爱两不误，实在是热血青年们的楷模啊！
但是，在这看上去稳定的局面下，最麻烦的事情发生了，共济会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者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一派是以原来洪帮之类的帮会中来的人，他们讲究江湖义气，维护传统观念，倒也不是完全反对新的东西，像使用新的庄稼种子这样有实际效果的新技术，他们是不反对的。学文化、学技术、用农业机械什么的，他们也不太反对。但对于一些妇女解放之类的，还有什么新的法律来代替原来的乡村规矩，他们就不太支持了。那些学生哥，老是搞喊口号、宣传什么新思想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最没用了。对共济会中另一派人搞的一套，很不满意。
而另一派是热血青年，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他们觉得在共济会的地区，经济进步明显，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跟上。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太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与世界民主潮流比，落后太多了！而且共济会中居然有这么严重封建残余思想的人占据了一些领导岗位，这不行，一定要整顿改革，要先在共济会内宣传革命精神。如果组织内自己都不够革命的话，怎么去领导民众爱国爱民、建设新大华？
一派看另一派是只会动嘴不会实干，另一派看这一派落后封建，这两派立场分明，对立严重，互相看不起对方。本来也只是打口水仗为主，但现在有实际的问题了。河北等地的地方官，用的是那一派的人？用了这一派的人多，另一派的人就不高兴。而且用了不同派别的人，这个地方的政策执行可能就不一样了。上、下级中如果是不同派别的人，互相的指挥、配合就有了问题。
财迷的意思，大家用的税收、治安法律、经济、教育等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共济会干部班的培训、考试，用什么人当地方干部还不一样？他就基本定了一个调子，就是城市中的干部尽量用学生型的，而农村干部，尽量用实干型的。他以为这样就把事情解决了，但实际上两边都不满意，对才弥先生都有意见。甚至对才弥先生的国内、国际政策，共济会的一些人也有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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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1935年 第二百一十四章 共济会内哄
由于财迷对共济会内部两派矛盾有和稀泥的嫌疑，两派都对才弥先生有意见，而且对他的国内国际政策也有意见了。
对国内的国大党政府，热血青年觉得与他们的斗争太少了，应该组织更多的武装力量，扩大地盘和实力（没军队就没有地盘），与中央军战斗，与地方军阀战斗，以领导更多的民众！而不是现在这样，只是装备了一个抗五军。在抗日方面，热血青年也不满意，觉得抗五军应该扩大作战，把鬼子赶出东北。
徐辉会长他们解释说，共济会的资料、力量，只能装备这么多军队，只能打日军，而且也只能这样打游击，能打下热河，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热血青年觉得应该把救犹太人的钱、投资到马鞍山等地的钱用来买武器，少搞经济建设，就可以多搞一些军队了。而且他们觉得部队不一定要有现在抗五军这样的装备，也可以与冯大帅说的那样，我们有激情，我们有热血！艰苦一点，大刀也可以杀敌嘛！那样的话，再搞个一百万军队的装备都是可以的！
这帮会方面的一派则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觉得抗日是应该的，但不能让共济会出这么多的力！这抗日是全国的事，特别是东北人的事，共济会也应该参加，但中央政府、东北军应该出更大的力！如果他们都这么缩在后面，我们抗五军也不用这么使劲！
不过他们对国内，特别是对东北的形势是满意的，对抗五军的成绩、威信，那是自豪的！对经济建设的速度是钦佩的，对于这一些，他们对才弥先生是服气的。他们不服气的就是才弥先生太由着这些学生哥胡来，太重用这些学生哥。
这两派还是有共同点的，就是对财迷救援犹太人都有点疑虑。认为我国也有的是人，让这些外国人来抢了我们自己人的饭碗，而且才弥先生还这么重用他们。为他们这些外人，得罪了德国和欧美列强，也得罪了国内的一些人，实在是不合算。不过合算不合算，财迷是算过账的，这些犹太人对我国经济建设也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不过这儿要说明的是，参与这两派争论的，只是共济会中极少数人。共济会的绝大多数会员都是工人、农民、商人什么的，他们只是相信才弥先生。这些人对共济会内两派都觉得有些道理，但都不如才弥先生讲的话有道理。又觉得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共济会的发展，就不要争吵到这么对立的样子（财迷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