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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报主要用于试验通讯联系，以确定是否可用密电，密电部门收到此电后请即复告。”
同一时间，德国大使馆同样向国内发回密电，同时根据德华互助秘约向中国外交部转发相同的电报内容： “……这次军变具有典型的日本特点，因而对政变动机特别值得研究，对政变进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对于了解日本内部结构，比研究记载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更有价值……我们确信在东京发生的军变有赤色分子参与，日本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苏俄。”
当德国驻日大使把报告发给柏林和中国外交部后，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以研判起义对日本未来政局的影响，中国情报机构中央调查局也在第一时间命令潜伏在日本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起义的详细情况。此时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东京，目光是复杂而多样的。
作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及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元寺在郊外的别墅同样被起义士兵占领，但与其它政要遭到刺杀不同，西元寺反而被 “保护”起来，直到黎明，在与一名身穿便服的人员会谈两小时后，西元寺便被起义士兵护送到皇宫外。到皇宫后，西元寺只是把发生叛乱的情况禀奏摄政皇太子。
“……赤军司令员福井川已经秘密到达东京，三小时前，我们在郊外别墅进行会谈，福井川委托我向殿下转达敬意。”听到西元寺的话，裕仁沉默不语。在两小时前，裕仁就获知军队叛乱并不是军人叛乱，而是如1917年俄国水兵式的叛乱，一场赤色革命。两个月来随着战事失利，国内遭受毁灭性轰炸，数十万失去住房、饥寒交迫的民众不断涌向赤坂离宫。不仅是寻求庇护，而是用沉默与严肃，表达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归政，政府必须重新组阁。
裕仁清楚地记得出任摄政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才得到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他不愿背负 “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赤色分子主导的叛乱打破了自己和元老们制定的计划，镇压叛乱无疑可行，但需要时间，需要将其它师团部队调至东京，在此之前……
“福井川来到东京？你确定是福井川那个叛徒吗？通知宪……”裕仁大吃一惊，福井川竟然如此胆大，整个日本都在悬赏要他的脑袋，他竟然来到东京，刚想问是否通知宪兵队时，裕仁才想起整个东京充满起义士兵和暴徒，东京对福井而言如同新泻一般安全。福井川无疑是日本最大的敌人，裕仁在噩梦中都会梦到这个三十七岁的男人。
帝国贵族、财阀在谈论起此人时，在恐惧的同时还略带崇敬，出于对一个 “军神”的尊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手将濒临灭亡的赤军再一次扩充成十余万军队，靠乌合之众多次击败进剿的精锐军，有时候裕仁会想，假如让其指挥皇军，或许皇军可反败为胜。而现在，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敌人，最残暴、无耻、卑鄙的敌人，竟然来到东京，而且同元老重臣会面。
“殿下，我和福井川进行了两个小时深谈，他或许信奉德拉莫克西主义，但他还是一个日本人，这一点从我和他之间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社工党和赤军希望结束内战。”说到这里，西元寺公望话声稍顿，等待皇太子的提问， “结束内战？他们还有什么条件？投降吗？他们是不是要特赦？”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裕仁喜不自胜，赤军投降？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殿下，您认为赤军有投降的可能吗？” “有投降的可能吗？”西元寺公望的反问让裕仁张口结舌。赤军不仅仅占领新泻、山形、福岛三县，还占领宫台、秋田、群马、枥木四县，赤军距离东京只隔一个琦玉县，说其包围东京一点都不过份。赤军拥有40万军队，近万名苏俄军事顾问帮助其训练、指挥部队，还有超过5万人名为国际纵队，实际上是苏俄精锐军帮助他们直接作战。
苏俄甚至还帮助赤军建立飞行队，只不过飞行员都是俄罗斯人。而中国人非常乐意看到日本陷入内战，多次向赤军提供间接帮助，如果不是中国空军在皇军进剿途中将其重创，赤军怎么可能击败皇军。在赤军全面占优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投降？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结束内战？而结束内战的条件是什么？
裕仁望着窗外静思，在沉默数分钟后，转过身来， “福井开出什么条件？”裕仁并没有注意到语气的转变，过去裕仁提到福井川时所用的词汇都是 “叛徒”、 “暴徒”、 “土匪”之类，并用极其轻蔑的口吻称他为 “福井川”，而不像现在称其为 “福井川。 “组阁！”西元寺公望轻轻吐出两个字。 “组阁？”裕仁不可思议，社工党和赤军要求组阁？这与拱手将帝国让于社工党有什么区别？
“是的，殿下，既然田中内阁无法获得人们支持，自然需要组建新内阁，这是国民的要求。”西元寺公望非常平淡，似乎认为社工党组阁和政友会或宪政会组阁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一个全新政党组阁而已。 “西元寺！”裕仁感到失望和愤怒，他难道没意识到1917年俄国革命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悲剧吗？如果让社工党组阁，等于将帝国和万世一体的天皇家族送到赤军的屠刀下。
皇太子的愤怒，在西元寺公望预料之中， “殿下，当务之急是结束与中国人的战争，将帝国的力量用于平定国内叛乱，确保帝国安危，但停战的代价就是接受远甚日清下关条约的 “中日新加坡和约”，谁可以接受这个条约？是田中吗？或许田中可以充当替罪羊，承担战败责任，但国民的愤怒最终还是会从内阁转嫁到皇室身上，皇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殿下，由社工党组阁无疑是冒险的，但他们却可以承担战败的责任，与皇室无关！与中国签定和约后，社工党声益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国民还有可能支持他们吗？”
裕仁反驳道： “他们如果不在和约上签字呢？”听到皇太子的问题，西元寺知道22岁的殿下已经松动了。社工党组阁表面上充满危险，但却可以让帝国摆脱困境。但没想到，摆脱了目前的困境，未来帝国却会碰到更大的困境。 “那么他们会解除武装吗？会放弃武装叛乱吗？会放弃德克莫拉西主义吗？”裕仁提出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他想问另一个问题，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殿下，解除武装，是社工党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保留赤军，在赤军控制区域实行苏俄式管理，同样赤军的活动也限制在这些县区，而在其它县区帝国仍然遵从旧有方针。组阁后，赤军会向东京派出不超过2000人的警卫队，确保内阁成员安全。同时福井川希望政府能够举行立宪会议……”
说到这里，西元寺公望眼中带着嘲弄，谁能想到赤军暴徒提出的条件竟然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实施君主立宪，使政治透明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就像俄国的乌米扬诺夫，这不过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但他们却忽视了日本和俄国文化以及环境的不同，尽管表象上，日本和1917年的俄罗斯一样，不过日本是日本，俄罗斯是俄罗斯，社工党组阁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他们别无选择！”福井川对图哈切夫斯基说道。这位前苏俄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亦曾是中国远征军手下败将，侥幸逃出生天。现在他是苏俄派驻日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 “他们会接受吗？”图哈切夫斯基对福井川的肯定很诧异。没来日本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和每一个苏俄官员一样，都认为大岛康行才是日本社工党的领导者，来到日本之后，图哈切夫斯基才知道这个小个子才是日本社工党和赤军的灵魂。
“他们需要替罪羊，需要有人承担战败的责任，而我们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在和约上签字，必定会激起国民的愤怒，届时结束同中国战争的帝国政府就会以此为借口再次开战，接受社工党组阁一来可以结束战争，二则可以消灭社工党，西元寺之所以会接受我的 “建议”，实际上正是因为他看到其中利害。所以他们一定会接受。”福井川不无嘲讽的说。
“我们需要合法组阁，至于其它……我想届时枪炮会代替我们说话，乌米扬诺夫同志不是说过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会立即赢得大多数支持！同时还告戒我们，依靠民意吧！可不能忘掉步枪，我们手中的步枪会决定一切。”1917年乌米扬诺夫和俄国社工党用武力赢得他们在投票箱前失去的东西，现在自己只不过是重复乌米扬诺夫和俄国革命者的道路。 “我们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然后再夺取政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图哈彻夫斯基笑着重复1917年乌米扬诺夫的讲话。
“我们已经准备了六个师团，随时可以进军东京，同时开始对东京起义部队和民众进行整编，不久之后，东京会成为第二个彼得格勒。” “东京赤卫军的组建必须加快，要用最可靠的政委和指挥员控制赤卫军。如果再次发动革命，东京赤卫军将会成为骨干，一旦我们与中国签定和约，至少会有一半日本人反对我们，能代替我们说话的，只有手里的步枪！”
起义者中不只是红色力量，还有忠于天皇的势力，皇太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起义成功与否取决皇太子的态度。如果皇太子坚持镇压，即便集中六个师团，也不可能夺取东京，进而 “解放”整个日本，但如果皇太子接受自己的要求，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天皇将成为社工党手中的一面旗帜，俄罗斯式的革命并不见得适用日本，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五月起义不过是一次演习，真正的革命还远未爆发。
“相信不久之后，地球上将会出现第二个红色政权。福井同志！祝贺你！”图哈切夫斯基向福井伸出右手，这个矮子才是日本社工党未来内部斗争中唯一的胜利者，至于大岛康行不过只是……
第三百三十七章 审判与决断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祖国的敌人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对外战争中屡见不鲜，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台湾全境解放。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在台湾光复之初，清洗运动就陆续开展，清洗对象自然是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