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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赋役也是如此。
第三就是赏赐，这是重中之重，包括对兵士的赏赐，荫补，赏赐官员官爵等等。
原本是仁民之举，然而花费越来越大，宋太宗时一次郊丘，仅赏缗钱五百余万，真宗时增加到七百余万，到仁宗时仅是一次明堂礼就花费一千两百余万，这个一千两百余万还不包括额外的钱帛柴炭米粮赏赐，与加官进爵的。实际一次郊祭带来的无形浪费能达到两千多万缗。
它已经不是仁政，而是劳民伤财的庆典了。
其次，三年一次南郊祭，二人不敢说改成五年，可是朝廷制度已经规订，在冗官未解决之前，五年一次荫补，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二人博学多才，引据论典，但如何减少这个浪费，使它成为真正的仁政，因为牵连太多，只提出来，未提出解决方案。想成为仁政简单，减少赏赐，往哪里减？减兵士的，兵士十有八九会哗变，减官员的，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但已经足矣。
这篇札子出来，就会有人反思。
郑朗只对司马光说了一句话，你与介甫商议商议。
听着王安石宣读札子，看了一眼王安石，又看了一眼司马光，赞许地额首示意。
能合作，让郑朗十分高兴。
司马光只是苦笑，希望这一年时间早点过去吧。到明年这时，改革水落石出了，老师收手，恢复以前的微调，减少全国的骚动。
王安石读完，赵顼问：“王卿，可有解决之道。”
王安石不答，而是看了看大殿的群臣以及殿外拱卫警备的兵士。
赵顼也不说话了。
有解决之道，不在王安石嘴中，而是在自己心中。赏赐有多少，终是自己一句话的，但不能说出来。
等王安石说完，钱述说道：“陛下，臣有一本，诸官补缺。”
“奏来。”
也就是下去随司马光清查隐田的职官补缺。解决冗官之道最快的办法就是裁官，但一裁官动荡必多，最后郑朗做了谦让。可在选官方面就十分严格了，空缺出来，必须有职官荫补，荫补时必须有知州以上官员保荐，因为恢复了真宗时代的连坐法，若保荐的职官任差后有贪法等私罪行为，保荐官也必处罚，因此保荐时保荐官员不得不慎重地考察保荐人的品行。未必能百分之百管用，可会起到一些作用。
保荐人名单到了中书后，再进行甄别，放于一些官员身边担任小吏进一步的勘磨，然后保荐官根据保荐人在吏职上勘磨的表现，进行第二次判断保荐，这个就是治平改制中的二次保荐制度。
源头上增加官员任命的难度，减少官员数量。现在仍然不起作用，那么多官员铨选下来，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还有一些贪污暴敛的官员，特别是贪污官员，到处借钱，一些官员从中捞取便宜，私自做账，也逐一查出来了，仅此一项就为国家带来近千万缗的损失，这些官员是彻底下去了。然而其他官员多少有人脉关系，再加上庞大的职官，僧多粥少，去年郑朗逐一盘查，从中选出五百余名官员随司马光再次勘磨。这中间仅能摘出四百名官员得到实差。
其实这种严格的勘磨制度与保荐制度若不破坏的话，君王不算太昏庸，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官员数量再膨胀，还对官员风气起到扭转作用。
司马光回来，郑朗铨落了几十名表现不好的职官，将余下的送到吏部内流铨，进行再次摘选，然后交给审官院确认，因为规模庞大，必须上报给赵顼，赵顼再交给两制审议，最后才能通过。
此举乃是君臣最满意的地方。
进一步掣肘相权，以后不会出现宰相若是李林甫之流，便能迅速败坏国政的情况。
名单太长了，赵顼说道：“钱卿，交给两制吧。”
“喏。”
三司使吴充站出来说道：“陛下，臣奏去年国家出纳。”
仅一句，所有大臣一起竖起耳朵，郑朗折腾了一年大半年，好坏不大好评价，有好的一面，还有许多让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不可能所有人皆满意的，黄瓜白菜，各有所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排斥的大臣并不多，毕竟郑朗所付的努力皆是看到的，反对的地方不少。但这个好与坏，主要就是财政。财政的好处，则是证明变法的好处！
第八百四十二章 条例司
宋朝国家收入主要四大方面，第一是两税，也就是农业税，实际说起来农业税比汉唐更重，它的来源有些复杂，一是粟稻麦七种谷品，二是罗绫绢纱等十种帛品，三是金银铁铜四种金属品，四是六畜革毛茶盐等六类物产品。因此它的计量单位是贯匹束石件等等。
正常是在三千多万，厉害时有四千多万，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这部分若换成缗钱，最少打六七折。就是如此，也远远高于唐汉，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有几个原因，纳税的比例增加，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田隐了，怎么征？百姓数量比汉唐多，总数增加，人均摊下来，未必增加，最后就是力役减少。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
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看似数量庞大，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
但要看，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还有附加税，例如加耗、头子钱、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蒿钱等等，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原因也很简单，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
三司一年四千万，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故郑朗对司马光说，无论财政如何，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乃是专营，盐酒茶矾香，后三者忽略不计，主要就是酒与盐，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皇祐后再次下降，只有八百多万缗，后来又抬高，升至一千多万缗，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三千多万。酒税也不少，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因为是实缗计算的，若是两税征得轻，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
第三是商税，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宅税，地税，各监各司的榷场税、舶税、矿业税，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一般多者近两千缗，少者八九百万缗。实际若包括后者，远远不止，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
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矿治，造船，仓库。有的属于保管性质，有的有支出有收入，比如造船，一部分乃是国用，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比如抽税买竹场，还比如各大坑矿，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有的是直接经营，有的抽税，还有海外的平安监。
第五部分就是和籴、和买与科配，一边买一边卖，理论上以调济为主，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
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归三司管辖，地方征收调配，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那些是正当增加的，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支出亦是如此。
每年统计罗列一次，登于报纸，不但让官员看，还让天下百姓看，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
今年出来有些晚，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与官员填缺一道，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起到安抚人心作用。
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