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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也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反对。
不是富弼所说的那种，有法有度，不排斥做适度的回报，但反对这种过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时候没有修真小说，但有一些原始的质朴理论，比如修道时要用珍贵的药材炼丹，或者不劳而获，让他人供养以便静修，千古以来修道之辈有多少，能得到传说中的升天之人又有多少？无论那一人得道，成本均摊下来，昂贵到无法计算的地步。况且带着那么多家人阿狗阿猫一道升天，又需要多少资源。
或如后来的一句民谚，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凤阳出了一个朱元璋，十年却有九年荒。
适度的回报是美德，过份回报则是对其他人资源的严重伤害。
富弼又委婉的进劝，宋朝时弊很多，这一点已得到九成九以上的人赞成，最大的就是冗政冗官冗兵，郑朗已经做了大手术。如今第三次改革，还是针对这三冗而去的，但所获远没有前两次之丰，引起的争议却巨大，得不偿失。可以往后拖一拖，不必要再度掀起血雨腥风。
郑朗又果断回绝，国家前两年皆存在巨大的亏空，全国上下焦急万分。况且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赤字。这时候无论做什么，只要有效果，都会有正当的理由。错过此节，以后国家财政慢慢回转，无论做什么都更艰难了。比如茶政，前后争执了快四十年时间，才让韩琦苟和式的通商法得以通过，然而至今还存在着争执，许多人跃跃欲试，想将榷法恢复过来。包括文彦博居然将主意打到榷铁上。
比如卦象，国家进入危险的蒙卦，必须怀持光明之心，有所作为。况且国家困窘的程度岂是蒙卦所能彰示的，既然君臣想有雄心革除，就必须用雷霆万钧之势，将所有时弊扫除。虽雷电交加，但是正道，因此震雷隆隆而来，人们惊恐万分，此后又笑语声声，巨大的惊雷声响遍百里之地，正因为此，宗庙社稷才可以祭祀延续。
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都说了出来，富弼只好做退让。
吕诲道：“郑公，朝廷与民争利，终是不美。”
与民争利，一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
章惇却冷哼道：“何谓与民争利，国家自开国以来，陆续设立诸坑矿、坊场、榷务，多达近万处，算不是算与民利争？盐茶矾酒，皆民生之物，仍全部禁榷之，算不算与民争利？郑公之举，我非未看到什么与民争利，相反的是让利于民，将茶矾之利，让之于百姓。与什么民争利？难道是少数人？就是少数豪强，自景祐以来，国家创立诸监，每年收益皆多达几千万缗钱之数，难道岂不如茶矾之利乎？吕御史，你身为言臣，请勿颠倒是非黑白。”
“我倒是以为诸监乃是互惠互利之举，没有朝廷提从保障资源，诸监则不得成立壮大，若没有懂得经营之术的商户进入，诸监在朝廷经营下又会象茶政一样，渐渐败坏。”吕惠卿公平地说了一句，可话音一转：“但我也赞成郑公之举，无论是茶矾之榷，或者诸坊场之经营，原先用意也非是恶，用此增加国家收入，减少百姓两税负担。然因经营不当，朝廷未得见利，相反成了各州县苛民之举，以至许多坑矿坊场渐渐废丧。不如索性还将它交给民间经营，朝廷虽得利，其多少乃是百姓决定，不算是苛民之举。”
那怕郑朗等人有张仪苏秦的口才，都不能辨解骚动二字。骚动是谓必然。
争的是苛民与与民争利二条，一旦让反对者将这二条罪名戴上，改革必然失败。那怕执行了十年八年，颇有成效，戴上后还会被人矫改到相反的方向。因此吕惠卿及时做了补充，非是苛民之举，相反的乃是惠民之政。
五人拉开争执的大幕。
郑朗听得不耐烦，若在这里都通不过，一旦消息外出，诏令必不得成功颁发，于是说道：“我只想说一件事，诸多弊端当中，多人说到冗官，当真官员数量冗杂？我朝设官，仅从县级开始，有的小县只有一个知县，连主簿都不设。而秦汉却设到亭长。那岂不是更冗乎？非是数量之冗，乃是养官成本，与唐朝相比，几乎是唐朝的十几倍。只要这个成本下降，何来冗官之说？为何无人言之？”
秦汉虽设亭长之职，性质不同的，往往仅是一个免税罢了，多不领薪酬，国家负担很小。甚至在国用最紧张的时刻，连官员都没有俸禄，例如北魏名臣高允，其他官员或者贪墨，或者因为其家境好，官当得有滋有润，高允家境不好，又不贪污，于是一家人生活只能靠赏赐度日，几乎衣不蔽体，饥寒交迫。
这种情况下，官员家境稍差一点的，想不贪都难。于是到了唐朝，给了一些度日的薪酬，贪污仍不能杜绝。赵匡胤兄弟索性进一步的高薪养廉，导致养一名官员成本到了后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能说不好，除了一些低层官员贪污外，大多数官员还算是好的。顶多变相的增加收入，例经营，例请客收礼，前者是弊端多多的官员行商，后者是一种变相贪污，但不是直接伸手勒索讨要。官场风气至少在北宋中前期还算是不错的。
主要坏就坏在小吏身上。
非那些苦哈哈的衙前与差役，而是一些有权利的吏差，五大专营或败坏或收入锐减，还有大量坑矿坊场收入的减少，这些小吏在中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裁吏差不难，难的就是裁这些小吏名额。
还有就是士大夫羞与谈利，对这方面不管不问，或者一些官员能力小，直接被各州县小吏将权利驾空，成为一个空壳官员。这也进一步让这些小吏变得嚣张无比。
高薪养廉不错，但高得太过份，弊已经远大于利。
仅此一句，一百多名官员一个个沉默不敢作声。能坐在这里的，年薪加上各种补助最少是三四千缗以上，几乎与后世的美国总统相当。其中最高者，乃是曾公亮，是郑朗收入的两倍，几乎达到后世美国总统收入的十倍！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宋代，简直难以让人想像！
郑朗没有明说，已经照顾了你们的感受，不然这个官员收入也得裁，就是裁去一半，宋朝一年也能节约一千多万缗了。若连官员数量再裁下去，两千万缗都有可能。国家一年若增加两千万缗钱收入，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一句话，使整个都堂冷场。
“真的很累，有时候常想停一停，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好好休息一段时光。”郑朗又说了一句。又让诸人全部默然，同意好，或是反对好，但没有一个人否认郑朗为了这个国家，耗尽心血。
两句，没有异议了，或者说有异议，不好意思说出来。
诏书颁发，郑朗再次兼职，兼同三司使职位，第一次改革自中书发起，第二次改革自西府发起，第三次改革自三司发起。三司有吕惠卿与章惇两个能臣，也许不算是好人，但能力是有的，可吴充弱了，郑朗不得不兼顾。
第一个是对所有拍卖的坊场河渡矿坑进行实价审核，虽实施了拍卖制度，还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必须进行一次估算，拍卖最终价格到达三司后，所出价格必须要达到最低价格。自去年章惇调到三司后，郑朗就让他暗中派人主持清查，连吴充都不知道。直到此时，才暴露出郑朗的用心。
还有一条仁政，暗中设了上浮，有一个最高估价，也就是一年这个坊场估计在不贪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能赚多少钱。超过了这一数字三分之二，立即降回。比如一个坊场一年估计能赚一千缗钱，超过六百七十缗者，达到一千缗两千缗，重新对这个坊场进行核算，确实还是只能获得一千缗钱者，以六百七十缗计算，而不是收其一千缗两千缗。后者估计极少极少，但会有。一条比较仁政的措施。
其实整个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种种仁政措施。为了国家，更是为了广大生活在中下层的百姓。这与王安石变法性质不同的，王安石能敛出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数，若再加上郑朗带来的变革，多达五千多万，那将是一个后人永远目瞪口呆的财政收入。但郑朗不会去做的。
第二是作坊税务，作坊也征税的，名堂繁多，有的计入房屋税，有的计入两税，有的计入和买，很不规范。此次也让它们一一规范起来，再与行税的新商税结合，就能使商税进一步完善，甚至制订法令，不得任何作坊规避税务。比如士大夫可以享受免去两税的权，这是祖宗法制，也是列朝列代的法制，不可更改。但没有说让士大夫行商也要规避税务。因此名文规订无论任何人行商，必须交纳作坊税务，以及贩卖过程中的商税。
这个不用急，可以往后面放。
第三条改革开始。
响应的人不少，率先响应的家族出忽大家的预料，乃是三大外戚世家。
曹高向三家几乎同时让子弟们撰写文章，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不改即死。
知道内情的人，皆感到很古怪。
三大家族做了许多兼并的事，连郑朗都不敢碰他们，为什么三次改革，皆那么好说话？
郑朗索性一抹黑，雷霆到底，改革发起后，再派官员清查十五州隐田。这次没有派好说话的司马光下去，而是派手段强硬的章惇下去主持。并且包括以前朝廷不敢碰的真定府与亳州。
章惇还没有动身，几大家族主动交出大量隐田。
到了这一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就暗中商议好的，唱的乃是一出双簧。几大外戚家族虽让出隐田的利益，大头却在几大监那边，况且未来还有一个不知道究里的更大监。
实际还是章惇的那句话，耕地上能有多少收入？泥里扒来扒去的，隐一亩地也不过两三斗粮食的税务，加上杂税也不会超过四五斗，有更高的，一些苛吏疯狂地执行着各种沉重的附加税，不过随着朝廷三令五申的明文取缔，各路又有监察司查访，这些苛吏行为一一收敛了。即便隐一万亩地，也不过几百石粮食而己。放在几监收益上，并不算什么。
真相揭晓，却不能道出。
但章惇就有了借口，连几大尊贵的外戚都主动配合朝廷清查隐田，谁敢不遵从。这次查得有些狠了，前后查出二十几万顷隐田。终于使朝廷户册上的耕地数量第二次进入五百万顷大关。
可因为如此，得罪了更多的人。
有未来那个不知所云的大监，支持的人不少，反对的人同样更多。
甚至报纸上出来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弹劾郑朗所谓的膨胀论。宗室子弟只要皇室存在一天，就不会倒下。可士大夫与富贾不同，士大夫象文家王家吕家的终是很少，多数士大夫前面过世，后面子弟不作为，三代就消失了。消失速度更快的是商人与主户，有的子女不肖，父辈留下大量遗产，因为不善经营，迅速败光，导致民间有一句谚语，富不过三代。还有的商人因为没有判断好，一笔生意失误，迅速变得一文皆无，甚至融资而欠下无法偿还的巨债不得象穷人家一样卖儿卖女。
皇室是必然膨胀，但士大夫与商人富户能膨胀的很少，郑朗所谓的膨胀论不对。
不知所云，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兼并如此，冗官如此，还说膨胀论不对？郑朗都懒得与他们争辨。
但是此次郑朗捅的马蜂窝太大了，韩琦不完善的茶法通商，经过了四十年争议，郑朗却强行试图用半年时间，将茶法实施真正的通商，连矾专营也实施真正的通商法，使得多少豪强利益受到伤害？
最后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