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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同郑朗所说的那样，两边的距离相差不大，以前宋朝商人去东非一来一去是一年半时间，实际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半时间用在停在各个港口，等候季风上了。这个等候不是白等候的，在等候的过程中也在交易。自从朝廷鼓励船坞研发先进的船只技术，郑朗还拿出部分资料供他们参考，若抢时间，正好又抢到了季风，快者一年就能实现一个来回。这个刘挚不会说的，只说快一年就可以回来了。但过了两年多，音讯皆无，估计这些人全部凶多吉少。
多数官员对刘挚的话，没有多大反对声音的。
郑朗所得到的消息来源确实是来历不明，顶多说郑朗也是好心，想得到更多的农作物种子，使国家更富更强大。第二个若有一点儿错误，就会危险了。比如距离，人多船大，船上虽准备了大量食物淡水，以及其他物资，若是距离比郑朗所说的短，那最好不过。若是比郑朗所说的长，又如郑朗所说的沿途并没有多少岛屿补充供给。食物淡水吃完了，在大洋上来去不得，只能等死，更不要说海上的飓风狂浪危胁。
郑朗心中却有数，没有那么快。
技术不行，自己所画的路线未必准确，海上台风又多，虽有罗盘，终不是卫星导航图，一阵大风一吹，就不知偏离航线多远。这时若没有岛屿参考，罗盘会起什么作用？
就是一路向西抵达彼岸，又知道在哪里，地图上一目了然，可站在实地，看到的是山是河，是林是平原，茫然环顾，看一看，就能判断身在何方？更不要说上岸找寻各种作物。
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也要靠运气。
事实就是现在这支船队回来，也失去了方向，借助季风，速度快，后来一名水手发现不妙，急切地转向，使船队向北，抵达爪哇国，居然绕过了大洋洲。人与船回来了，但不能带回海图。
但当时，郑朗没有辨解，提交了辞呈，请求朝廷将他外放到益州。
全国那么多地方，郑朗几乎都踏遍了，就是没有去四川。
看到辞呈，赵顼惨然，郑朗经常给他上课，至少赵顼比史上的更成熟。这个外放请求，非是要踏遍全国各地，而是避嫌。就是一万多人下落不明，与郑朗功绩相比，又算什么？况且当初就说好的，此行凶多吉少，成功了万幸，但也要做好不成功全军覆没的准备。
这是郑朗担任首相多年，功劳大，怕功高震主的举动。
于是赵顼将郑朗喊到内宫，说道：“郑公，你多心了，朕非是心胸狭窄之辈。”
郑朗道：“陛下，臣非是担心陛下，陛下是圣主，可群臣未必全是贤臣。臣请求外放，非是担心陛下有什么想法，而是对臣自己的保护。若国政出现差错，臣下去一两年后，陛下可以再将臣调回京城。”
赵顼不准，可是郑朗态度坚决，赵顼只好以郑朗轻率为名，将郑朗贬为参知政事。
然后郑朗又找到王安石，说了一句：“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少年了？”
不说宰相职位，而说朝政，这些年师徒二人从未担任一号首相，但无论是曾公亮或者富弼、王珪，他们虽担任了一号首相，真正的政务却是由郑王二人处理的。
王安石有些迷糊。
郑朗又说了一句：“介甫，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年，嫉妒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对人，也会对事，不利于国家革新。”
王安石也听闻了一些传言，郑朗说得这么清楚了，还能不明白吗？郑朗要去益州，正是朝堂上还有王安石，可是皇上要力保郑朗，那么王安石只能下去。正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王安石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请求外放，调到江宁担任知府。
这不是不用王安石，下下上上，郑朗在京城，王安石就下去，郑朗离开京城，也可以将王安石提上来，下下上上才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但减轻了怨言，保障改革继续执行。
然而经郑朗推荐，由司马光担任首相。
非是郑朗看好司马光，相反的这些年郑朗对司马光越来越担心。
一部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史书，但实际是一部权谋史。如果一个官员能用心将资治通鉴看上十几遍，得到其中真味，那么恭喜你了，在仕途上会越走越远，也会越来越腹黑。
这些年司马光权谋术大有长进，在改革过程中，作为郑朗学生，未提出多少反对的声音，可一直缄默不语。这已经让郑朗感到满意了。现在让他做首相，作为郑朗学生，改革派不会有争议，可暗中司马光与刘挚等保守派来往也很密切，司马光上位，保守派也不会反对。
其实司马光在吏治上，远不如王安石。郑朗做法是担心司马光心中留恋权位，自己在相位上，司马光不会怎么的，但自己在相位时间不会很长，伐夏开始自己会再度去西北，西北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致仕之时，那时候不退，难保自己后代不遭到霍光张居正后代那样的下场。
自己一致仕，司马光作为不如王安石，可他实际深得保守改革两派的心，会不会再度将他的权谋术用在王安石身上，来谋得首相之位？一旦司马光心中有这个想法，自己的努力会前功尽弃。
于是提前将司马光推上位。
庞籍说了一句，做好首相，不作为或者用朝廷钱帛官爵收买人心，会得到士大夫欢心，但国政败坏。若作为，就会造成许多士大夫的痛恨。这就是宋朝首相为难的地方。
富弼文彦博名声好了，国政却在败坏。
司马光现在做为首相，也会面临这三条选择，一是不作为，如果不作为，他就与王珪一样，渐渐为赵顼轻视。这个后果会很可怕的，赵曙思想进化了一千年，一味要为亲生老子正名，可绕不过一道坎，没有赵祯，何来他的皇位？说宗室子弟，宗室子弟不要太多，什么时候能沦到一个乞丐母亲的儿子登基为帝？
这一点赵顼做得就比较好，对赵祯后人善待，但也不能反对父亲，没有赵曙，也不会轮到他为君。因此无论王安石下马案与郑侠案背后发生了什么，赵顼都不好处理。也因此，对韩琦、文彦博、曾公亮与王珪都一直善待着，反对这四大功臣，赵曙就不能正名。仅凭扶立之功与资历，这些人就能呆在首相位置上。司马光却拥有什么？
或者收买人心，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官爵与钱帛收买人心，但大环境是赵顼一改赵祯做法，对官员俸禄与赏赐控制得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他脑海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宋史，宋史上将刘王夸得天花乱坠，但事实呢？根本就不是。王安石专权、固执、怮、狂妄自大，虽说是为了迅速使改革落实，但他这些做无疑激怒了许多人，甚至将他的新学当成科举题目，这分明将自己摆在亚圣的地位上，这成了党争的导火索。司马光推倒再推倒，不问对错，更是一种自私的做法。
但这二人仅对事，不对人。即便李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与苏东坡还有书信往来。
然而正是刘挚、王岩叟、梁焘与司马光学生刘安世推出元丰榜，从对事转移到对人上。政治诬蔑陷害就是从他们手上开始的，包括蔡确之死。
刘王二人还不知道危机来临，听了郑朗在朝会上口出粗语，十分愕然，梁焘立即弹劾郑朗失去朝仪，应当重重处理。赵顼一言不发，宣布退朝。随后诏书下达，刘王梁三人全部贬放，接着再贬。
但动荡没有结束。
第二年郑朗七娘病逝，回家丁忧，刘梁王三人平时与司马光关系默契，与王珪、吴充关系也不算太恶，在司马光运作下，居然三人悄无声息再度出现在朝堂上。
章惇不服气，递了一个折子。
赵顼大怒，再度将三人贬下去，成了三个普通的监各州监司，王珪变成枢密使，从东府首相变成西府首相，等于是重贬了。司马光贬判西京洛阳。韩绛变成东府首相，仅有吴充职位未动。
司马光懂的，这是皇上对老师的弥补，但在去洛阳的路上刻意去郑家拜访，说了一句：“郑公，以前你也用政敌对朝堂进行掣肘，以防后人开权臣，刘挚、梁焘与王岩叟皆是耿直敢言之臣，朝廷打压过重。”
心中不服气啊。
郑朗轻叹一声，道：“君实，以前是如此，那时候我才五十出头，能有很长的时间对政局进行掌控平衡。现在我六十岁了，精力不大如初，而且没几年，我就要离开朝堂再去西北。他们三人深得北方大臣的心，若是象吕公著等人那样正直光明倒也罢了，却不是，他们非是敢言，而是敢于对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