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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是杭州，平坦的也仅是杭州附近仁和、钱塘与盐官三县。从余杭富阳往西，临安、新城、于潜、昌化，多是山区地形，如同福建一样，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继续说。”郑朗点了一下头，其实整个两浙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所谓的富在东南，不是指浙西浙南，这与后世不同的，沿海的地方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东南富是从江宁开始，一直到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往里去情况就恶劣了。
因此与福建一样，存在着耕地难，取水难的问题。
但老百姓充分发挥南人的智慧，或者四儿所说的刁滑，私人与官府多兴陂塘郾斗坝库，用来灌溉，人口多，耕地少，于是精耕细作，产量之高与精耕细作程度冠于全国之首。
是迫于无奈的。
也有更多不好的一面，特别是豪强的侵占，比如围田潴水，将有水源的地方侵占，或者将湖泊圈围变田，这个开发时间很早，只是面积小，不象景民圩那么引人注意。
结果六月到来，贫困百姓望着大太阳，望洋兴叹，无水可灌。但又不象太平州，那是茅山与黄山水系，水流下来，十分平稳，只有黄梅天才是汛期。而浙东不同，这里是天目山、仙霞岭水系，离海近，汛期短，可水流量大水系发达，一到秋天，暴雨天多，山洪下来，而豪强多阻河道湖泊，水不得泄，千家万户耕地结果被淹于一旦之间。也就是宋朝官员所说的秋潦。
也有官员阻止，强行拆围，可遭到大户人家的反抗，甚至有的大户人家拨刀相向。
与造反没有关系，这是太祖、太宗与真宗的诏书，让我们开荒的，开荒田归开荒者所得。
赵祯诏书下后，能做为一条证据，可又说了，是太祖、太宗与真宗大，还是当今皇帝大，当然是前三者大，那为什么还拿皇帝诏书来威胁我们！
郑朗苦笑，宋朝这种亲民的政策不能说不好，但对百姓的威胁力太弱，特别是豪强。而且政令朝秦暮楚，也降低了它的威信，越往后诏令改得越频繁，威信越弱。
这是西边六县的情况。
东边三县也未必很好，有钱塘江与浙江之害，时常泛滥成灾，不仅是涝灾，还有潮灾，杭州城附近还有西湖之害。盐官……盐还有盐害。
“说，我就是从盐场过来的。”
“喏。”王安石担心地应道。
与茶场一样，朝廷是好心，先借给亭户，给盐户牛犁以及煮盐工具，只有一个条件，这些工具与牛不是让你耕种的，专门给朝廷犁盐泥。但亭户们自己却不自觉，时常偷偷私耕。
对此朝廷表现了人性化的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划给你一块盐地，让你专门煮盐。
这是朝廷付出的，那么必然有回报，一是盐税，亭户一般每年交三十石到三十五石正盐，平盐一石是五十斤，正盐是一百五十斤。剩下的必须全部卖给国家，甚至为了民生，还制订了任务，完成任务后，多煮出来的盐为浮盐，又叫平盐，收购价又更高。
更人性化了。
可事实呢，不是！首先收购价太低，官府给正盐价每石只有五百省钱（因为钱不足，一缗钱不足一千文，多是七八百文实钱，这叫省钱），一斤盐才二点五文。到天圣后加了一下，加成六百文，也不过三文钱。
但也不错了，比后来用小刀子刮好，这时是用犁来犁的，盐地厚度高，产盐量大。
可不急，还有，两税，两税以盐代替，两税来了，杂税也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税全部得征收。接着牛犁又要收钱，并且物价上涨，柴草价居高不下，越来越贵，而盐价不动。以及亭户对亭户自己人的剥削，有的大亭户盐场未煮，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隐寄田产（隐他们自己所占的盐田亩数），害及编氓（编入户册的平民）。谁家没有事，一有事借贷，赖上。
还不止这些，宋代对各方面的百姓陆续放松，比如给予百姓自由流动的权利，甚至将流民编入厢军给他们活路。但因为盐利之暴，对盐民看管很严，一不准亭户投军，投充者押归本业，杖八十，二禁亭户逃离本场，移至他场那怕煮盐也要押回来，继续杖八十，三禁亭户改业，只准煮盐谋生。说到底就是农奴！比唐朝的闭户政策更加倒退。
所以王安石很担心。
老师很平民化的，对平民格外关注，一旦看到这种情况，会有什么举动？
但造成另一个问题，就是走私，仅在杭州，从盐户头上收购一斤盐是三文，在本州出售价就有二十六文！连路费都省了，转一个手，九成的利润到手。有的走私者连官府巡查的衙役都敢捕杀，是故贩盐之人，千百为群，州县之力，无能禁止。
还有许多古古怪怪的地方，比如虔州（赣州）离广南近，偏按旧制，运销淮盐。想一想从两准路到虔州有多远吧。于是成为宋朝私盐现象最严重的地区。
不但盐，还有酒，酒情况稍好一点，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许多豪强强行私自酿酒，包括一些朝廷有后台的官员，多在湖秀杭越数州开设私人酒坊。
至于茶矾之利，依王安石之意，不如索性全部商业化，要它们做什么？茶农矾农被逼得十分苦逼，朝廷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前几年的二十几万缗钱与十几万缗钱。朝廷当真再乎这四十几万缗钱！
商业化后，损失是大户人家利益，那于朝廷有何关系？中小商人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并且一旦商业化，朝廷仅靠商税，就不会比原来所得少。
这是指眼下形成的积弊，一开始包括盐，朝廷立意都是好的，实行茶专营后，许多新茶种开发出来，这就是国家机器的力量，或者矾，亦是如此。可跟后没有及时应变，朝廷未得其利，反而成了权贵们鱼肉百姓的工具。
但问题不仅于此，还有其他的，比如寺庙。
没有福建严重，也十分严重。不但阻其水利，连西湖都进行了侵占。有的寺观还有着深厚背景，比如杭州洞霄宫，宋真宗亲赐良田十五顷，李太后出生于杭州，赵祯又赐灵隐寺庄产十五顷祈福。那一个敢动这一寺一观？
至于侵田河湖、夺民其田、放高利贷、隐其民户等等情况彼彼皆是。
一口气说完后，王安石道：“郑大夫，难啊，除非郑大夫真有翻江倒海之能，将富阳等县所有大山搬走。”
郑朗一口茶水喷出来，道：“我还搬大山呢，说一个小山，底百丈，高不足三十丈，大不大？”
也就是山麓周长三百来米，高九十米，这样的山峰，算很小的山峰了。王安石道：“不大。”
“可你知道它会有多少石方？近百万石方，用载重量一万多石最大的江船装载需要三千多船，你说我有什么本事搬山倒海？”
说孙悟空的金箍棒，就这么一座小山峰，有可能会是五万个金箍棒重。
王安石也乐起来。
郑朗又说道：“你不用担心，对此，我做了心理准备，大多数是微调，重点也不是在它上面。有的也比较容易治理，难的是我离任之后，能不能保持，难的是一州问题不大，全国三百多个州府军监，如何解决？”
提及此事，王安石抱怨道：“郑大夫，那个不能说啊。”
“什么不能说。”
“就是五六倍。”
“说也是五六倍，不说我对陛下也做了承诺，还是五六倍，有何区别？眼下没有他人知道，大约是陛下替我保了密，减轻我压力。这是陛下的好意，可不能慢怠陛下，更不能与陛下打诳语。我主动将真相揭出来，会对自己一些举措进行很好的保护。”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仅凭这个五六倍，谁敢阻止自己做一些变革之举？
“不妥，不妥。”话声从外面传出来的。
刚了，司马光与吕公着带着两个漂亮的小媳妇走进来。
两个小媳妇也甜甜地唱了一个肥喏：“见过郑大夫。”
“坐。”郑朗道。
四人落座，郑朗问：“司马三郎，有何不妥？”
几位新进士多分配为各县知县。但通过分配就可以看到权贵的力量，司马光名次靠前，却被分到于潜，吕公着分到余杭，吕公弼与韩绛因为有一段时间履历，一在钱塘，一在仁和，如同两鬼拍门一样，扼守着杭州。范镇到了临安，苏舜钦到了新城，崔黄和到了昌化，薛利和到了盐官，只有一个富阳知县还是原来的刘县令。
这也是郑朗头痛的地方。
几乎全部换掉，不管他们以后，眼下全部经验不足，就算智慧弥补过来，有几位来头很大，未必听他的管从，知县也有一些自主权利的。
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乱上添乱。
但无论是吕公着或者司马光，虽在自己境内，以后见面也不易。
见面容易的是韩绛与吕公弼，见他们做什么？除了公事，还想与他们拉什么交情？
司马光道：“我不知道郑大夫是如何做到使杭州收入增加五六倍的，若做不到是一个天大的笑柄，若做到了，不是叫奇迹，而是叫神迹。对郑大夫以后也不会有利。”
即便吏治之功，也要适而可止的，功劳太大，不仅是武将，文臣别人也会看得眼红。随便做一些小文章，再往上升迁会变得很难。史书也能看到，往往先拍死的就是你这样有大功的大臣，除非晋朝南下，靠王谢两家扶持。
然而无论王导或者谢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功劳与地位，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抵毁。
郑朗用什么与人家王导谢安相比。
郑朗叹了一口气道：“司马三郎，你是好意，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何必太在乎自己的地位？况且我性子本来就淡，若不是陛下器重，恨不能带薪闲赋在家，养养花，品品茶，弹弹琴，练练字，那才是我最想过的生活。”
说完了茫然若失。
这些年做了什么？先是拼命的读书考取功名，然后任上忙来忙去，连带着家人也不得安息。当真自己能凭借一己之力，将宋代扭转？
司马光不知道他的内心想法，急切道：“郑大夫不可啊，国家与社稷还等着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国家。”
老师必须要上位，只有老师有这个学问，与调和之道，以及雅量，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其他人不行。现在老师是小了，但十几年后，老师足以有资历担任宰相。不但要担任宰相，还要象吕夷简与王曾，王旦，吕蒙正那样一担任就是十几年，才能带给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无所谓了，不上不下的，东边捣一下，治理好了，一州一府，西边一下，还是如此。但对国家帮助作用很小，甚至遇到一个不好的官吏，花几年辛苦治理出来的政通人和，在这个官吏手中一两年功夫就让你毁于一旦。
想要国家大治，必须从上面疏理，那才是源头所在。
“你不懂的。”郑朗说道。此次杭州一行，或者秀州、明州与密州，性质都一样，但没有杭州效果好。又道：“我在太平州治理不仅是一种思路，还是一个样板，各州各县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优势，这些优势很难看到的，要看有没有能吏将它发掘出来。只要发掘出来，调节好境内各户等的矛盾，大治便有了。这是内部之力，不需要外因。毕竟不是昏君当道，陛下仁爱，朝堂虽争吵，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人。”
“喏。”吕公着大声答道。
郑朗知道他心思，笑了一下又说：“那是太平州，这是杭州，以我之能，有可能经过三年治理，使它收入增加一倍以上。”
几子全部点头。
也是一件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