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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范雍换下来，自己没有证据，即便换下范雍，换其他文臣上去，是一样的。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让他感到很糟糕透顶。
努力赚钱吧，多赚一些钱，国家有了经济，就能提供更充足的后勤供给，作战时效果会好些。
孙内侍不敢作声，来的时候赵祯关照过，一定要说清楚，要问清楚。
“还有其他策略？”
“元昊必反，杀郭劝！追封嵬名山遇！为开战做准备！”
“郭知州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要杀，孙子怎么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关到国家存亡之道，郭劝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还不杀，杀什么人？要么对陛下说一声，臣将杭州关押的数名死犯全部释放吧。比起郭劝的罪孽，他们简直不算罪了。或者臣用钱买郭劝的人头，明年若臣策成功，以后每年可以为国家带上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的收入，用这些钱换郭劝一个人头，不然边事，臣永远不会过问，也不会发一言。说到此了，我不想再说。”
富弼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不客气地说道：“富兄，我知道你与郭劝是朋友，我与郭劝也认识。但私情不能带到国事上，若有一天，我犯下这样的重大错误，也主动寻死，以谢天下。汉朝时李广仅误军期，以军法杀之。郭劝有什么功劳？难道夸夸其谈也算功劳吗？若不是富兄戾气不重，还知道以国事为重，吏治有为，作为你们那群君子党们，我也会看不起，甚至会想方设法将富兄排挤出杭州，以免耽搁我的大事。”
富弼哑然，何来如此大的怨气？
孙内侍道：“二位不用争，我来还有另外两件事。”
这件事他知道的，包括皇上在内，都有些理亏，而且皇上此时在宫中十分后悔。更明白此时郑朗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国家一点反应也没有，事情发生了，恼怒不用说了。
“说。”
“范仲淹在江东的事，你听说没有？”
范仲淹到了江东，这个圩朝堂也在吵，各有争执，郑朗树了一例，关健没有能吏，虽是样板，但许多方面其他的大臣或是德操不够，或是才能不够，除极个别的知州做得稍好一些外，大多数州府为了圩在争吵不休，有的吵得厉害，迫使知州将修的圩停了工。
于是范仲淹苦思冥想之下，想了一策。
不是大户们要争地吗？
也不划地了，别说什么祖宗法制，祖宗仅是指荒地，不是指圩地。那时候大兴修圩还没有出现呢。因此所兴修的圩田全部划为官圩，除了太平州与少数平安分配下去圩田除外。
不是大户的，也不是贫困百姓的。想要地可以，给你，但必须按照实地交纳税务。
一一公平分配不可能了，但丈量实质地亩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是新圩，官员为了政绩，惟恐报的田数少了，想隐占都不可能。以前修的私圩，也不当数，有诏书，任何人等不得私修私圩。
不服，难道你种了国家的地，不管是官地，或者你私人的地，就不交纳税务了吗？
不纳两税的很多，刘娥执政与赵祯执政最大缺陷，皆有些心软，但正是心软，让豪强大着胆子兼并，以前也有，可大规模兼并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一兼并与瞒田，等于是不纳税。可正规的法令，豪强也要交两税的，不但要交两税，为了平衡贫富差距，豪强还要纳差役。
谁敢回答俺就不纳税？
然后再下令，因为是官圩，所有任何大户人家只能收佃农每亩地一斗租子。凡多收者，任佃农告发，所得圩地全部罚没，连耕都不让你耕种。凭什么种了官家的地，高价剥削佃农？
若有陷害阻拦佃农者，轻者笞杖，重者刺字流放，并且罚其金给予佃农补偿。
还会有利，可利很轻，无耻的讨要到一千亩地，能收租子一百斛，再扣去管理的人手，以及其他费用，仅能得五十斛。但又能有多少人要到一千亩。若是一百亩两百亩，利更薄。况且原来手中就有一部分私圩的耕地。
三条命令一发，分岐全部解决，可各大户人家与豪强吵翻了天。
辨不得，只好用太平州的故事来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一听说，行啊，若论分配公平，我斗胆说一句，连郑家子也不及我。
你们那一个想从官田变成私田，全圩百姓商议好了，我前去处理。
说到做到，没有做不好的，主要有没有公平之心，能不能放下身体。有的人不服气，聚集起来，喊范仲淹分配，贫困百姓的地好分配，郑朗做的一些事也有着借鉴作用。
将地划了一划，划成三等分，按田亩分地。鼓励百姓诉冤，地分得少的，一告状什么都知道了。最难的正是大户豪强，但有心了，取证不难，原圩是多少，从哪儿到哪儿，大户瞎说，可有百姓眼睛盯着。一一十成十的补偿。比郑朗做得公平，在郑朗手中过了一趟，最少剥去了四分的地，后来又利用了一些手段，如今太平州大户实得的地，最少缩水了六成。
一个圩一个圩的来。
豪强遇到这个痴人，一个个傻眼。
于是纷纷告黑状，怨气冲天。
为这件事，郑朗还上书替范仲淹做了辨解。做得好，天下间只有范仲淹一人才能做好，我都不行。
不过随着老范累得半死不活，告黑状的人更多，赵祯在皇宫里看不到的，而且范仲淹触犯了更多大户豪强的利益，连京城都有许多官员附和，赵祯有些摇动。
为此事又刻意问了一下。
郑朗说道：“我在太平州做的事，是一个样板，力求尽善尽美。不过太平州有了芜湖港之利，他州却没有，因此可以仿校，不能全部照搬。范仲淹已经做得快接近这个完美，虽有弊端。”
“弊端？”
“任何事只能理论的接近完美，包括我在太平州，同样有弊端。范仲淹这样的分配，必然产生大量官圩，皇帝心软，很有可能看到是官圩，于是赏赐给大臣，害了百姓，误了国家，所以臣当初在太平州时，努力地将所有圩田分给私人，让它成为私圩，正是杜绝这种滥赏。”
孙内侍苦笑，不但是杜绝，连郑朗自己带头谢绝了陛下的美意，绝赏圩不受。
“其二成了官圩，虽是一策，那是圩已经量出来，可以后会有更多新圩，那么会谎报耕地面积，以惠大户。范仲淹在，情况会好一点，然而他一去，官圩必然会成为官员与大户勾结的最丑陋场所。因此，以臣之见，国家还要制订条例，隐瞒圩田者，当以重罪处罚。至于京城诸多告黑状的事，你对陛下转告，陛下若连这些黑状都相信，不杀郭劝，臣以后不会在边事发一言。圩是臣所开，若圩田未为国家得利，百姓受益，臣将杭州这件事办好，以后立即退隐回乡，终生不在为官。”
富弼再次苦笑，刚才将君子党们贬得一无是处，可现在又用一生的仕途力保范仲淹。
为何？
但很快郑朗又说道君子党的事，道：“上月初，陛下戒群臣勿得朋党，此举非有错也。又，李相公进言，近岁风俗恶薄，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更是嘉言。朝廷可以拥有不同的政见，还可以争论，这是一种良性争议。比如我们站在这里看西湖，是一景，站在对面栖霞岭上看西湖，又是一景。每一人的思想不同，认识不同，想问题也不同。故我多向他人请教，包括妻子，学生，官吏，工匠，农民村夫，各行各业，听他们的意见声音，再想再思，然后再举政，即便这样，还不断地出现错误，不断地纠正。这种争论的过程，也是一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一种完善的过程。夫子说三人为师，况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一旦结党，事情会很严重。不管是什么党，它都是党，排除己见的利器。君子党以范仲淹为首，还不是大恶，一旦奉李林甫那样的人为首，会成什么？国家立即颠覆。然而识人之难，谁个不知？次之，说易行难，一行便有非议，富兄你也来到杭州多时，能不能做每件事，都让每一个满意？一旦朝堂上只有一个声音，就象天地只有太阳白昼，没有了星星夜晚一样可惧。而且君子党们好，或者吕党好，越来越专横，只要不同意者，便是小人，便是敌人。我做事已经很周全很小心了，同时也很努力，却也成了某些人的小人行列，一次次的攻击。我虽不是君子，但成了小人？奇怪来哉。”
孙内侍同样摇头。
富弼无言。
是石介干的好事，什么人能攻击，可不能攻击郑朗啊。
“你对陛下说一句，只要敢结党，敢提党，提一次贬放一次，无论任何人，包括时局艰难，若吕夷简继续向以前那样勾结大臣，成了暗党，同样不得重用。朝廷如今什么都缺，唯独人才不缺。就连内侍之中，也有张惟吉、蓝元震、孙全彬这些能宦。”
孙内侍突然脸红起来，嚅嚅道：“郑知府，孙全彬正是在下。”
“是你啊……”郑朗咳嗽了好几声，这真闹了一个乌龙。
富弼也看了孙全彬一眼，此人为赵祯使南海时，一路察所过州县吏治民俗，回对以公，得到君臣一直好评。陕右群盗杀凤州巡检，又派出此人前去立即将群盗剿灭，当值郑朗夸奖。
但此人大放光彩的是在以后，无论在西北，或者岭南平叛侬智高之乱中，表现皆很突出。
郑朗自潮地说道：“所以我说国家不缺人才，连陛下垂询臣，也遇到一个能宦，看看杭州，聚集了多少精英。”
不但朝堂大臣，在西北一旦战役打响，又出了多少武将？
有的将领英勇智慧，丝豪不亚于任何朝代的名将，不过在宋朝悲催的制度下，于是一起悲催。
继续说道：“我不但指吕夷简，包括范仲淹，继续同意一些君子结党，围绕在他身边，那么继续放在外任，比如眼下的江东转运使，或者他职，不得进京。”
至于那个庆历新政，不要当真，一场闹剧罢了。倒是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真要做得小心一点，倒颇有积极意义。
富弼又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道：“富兄，为什么我这样说，二十年后你便知。”
眼下富弼肯定不知道的，他不反对君子，但反对现在君子党所谓的君子，更反对这个党。
“两位，我只带个话，你们别争。”孙全彬立即阻止，在君子党当中，富弼同样是一个骨干分子，所以朝廷一些人有意将他放到杭州，就想郑朗薰陶的。可不能因为自己，导致两人反目成仇，那么影响了另一件大事，未免不美了，接着说道：“陛下，还问李用德的案情。”
这件大案也传到京城。
与李用和无关，两人除了同宗外，几乎是八代也找不到关系，但毕竟是同宗，这时代宗族也是一种认可的关系，出了这档子事，李用和在京城也感到尴尬。郑朗迟迟不判，越拖李用和越是尴尬。
“你对陛下说，案子未决，是臣没有查出来真正的凶手。”
“不是李用德？”
“可能会是，可能会不是，但李用德必死无疑，他作下的罪孽太多了。不过陛下问了，正好有些事，臣也要向陛下说一声。第一，这个案件，是怎么查？”
“怎么查？”
“是深查还是浅查？”
“有何区别？”
“浅查臣仅查真正的杀人凶手，深查，那么将相关的私盐贩子，以及亭户与勾结的官吏一起查出来。”
“郑知府，当然深查，盐乃朝廷最重要的收入。”
“孙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