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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
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
但郑朗还不满足，想要不冗，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多了便会冗。
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
乐观的是厢兵，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先后裁减二十几万，近三十万兵力。还得要控制，压缩到九十万人，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
已经算是不错了。
之所以如此顺利，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俺的兵力没有减少。
不但赵祯会这样想，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
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有的官员想要功绩，想强行征保，那么税务减少，不鼓励征保，保丁数量不足，面子过不去。还会有纠纷，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纠纷不会很大。即便有，也没有人在意，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
近三十万兵士减少，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相反，三十几万保丁，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
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事，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最终震动朝野。
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多阻挡航道，于是迁于此地，然也没有设计好，桥墩对着航道，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省怕撞到桥墩，船只沉没。陈留县催纲，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将这座桥迁到他处。
听到李舜举反应，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而是另外一个杜衍，同名不同人。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是不太方便。回去反应，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
这时候出现了麻烦。
虽说是木桥，但能架在汴河上，桥也不会小，桥面高大，有数座桥墩，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如果拆毁此桥，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
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补偿的形式不同，例如房屋，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让你重新建盖。或者占地，也给地钱，或者另给良地。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政府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所以成本不高。
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肯定不会补偿。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那有钱来补偿？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名叫卢士伦，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两人交情非浅。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开封府是多此一举，浪费钱财。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两人平时有素交，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节约财政。
他是一个三司使，总管着多少事务？这件小事，也不会亲自视察的，慎铖不同，听说后问了问，心中迟疑。于是耽搁下来，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又催问一次。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慎越误会，没敢直接问，王司使，不是拆不拆的问题，是卢家那个房屋。以为中间有猫腻，不敢得罪王尧臣，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
王尧臣有些来火，说了一句：“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仅用三十年，就忽然迁往他处，难道不怕浪费钱吗？”
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处处缺钱用，熬了一年多时间，容易么？想维持，必须精打细算。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
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不便是存在的，但小心驶船，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又揣测王尧臣心意，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
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吴育心中不服，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弄到赵祯哪儿去了。赵祯再派监察御史王砺下去调查，王砺是事实求是，没有存其他的心，下去看了看，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卢家这个宅子卡住，中间必有猫腻，便上书如实反应。赵祯还不大相信，若是其他官员还好，还有一个王尧臣呢。再派工部郎中吕觉立案侦案。
不知道卢家此时会有什么想法，一个桥，居然惊动那么多大佬出面……
最后卢士伦怕了，交待一小半，俺没有贿赂，仅送了一些礼物，原来便有故交，不为此事，礼尚往来也很正常。真相揭开，赵祯各打五十大板，王尧臣罚铜七斤，权户部副使郭难，知陈留县杜衍，开封县主簿杨文仲，陈留等县催纲、右侍禁李舜举，并罚铜六斤，皆以公罪坐之。户部判官、国子博士慎钺罚铜七斤，殿中丞陈荣古罚铜十斤，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卫尉寺丞卢士伦追一官，仍罚铜十斤，并以私罪坐之。
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闹起来，为一座桥，牵连这么多大臣进去，传出去也不大好听。
赵祯想事情消解，却传到范仲淹耳朵里，他认为赵祯和稀泥是不对的，上了一奏。臣身为参预大政臣子，刑名不当，臣不说则负陛下前日之训，会成为天下罪人，所以臣要说。
陈留桥是真宗为损舟船，再三勘察后选定的地址，姚仲孙在三司，杜衍乞移此桥，仲孙不行。王拱辰知封府时，又请移之，拱辰不行。朝廷不知先朝有诏，许移乃失检，三司去年又为此桥兴修，今又破材料，所以派人再三审度，乃是举职，非有私罪。
移桥文字，初九便送到王尧臣说，初十王溟才为陈留请回，王尧臣先发言，问移桥利害，王溟这才回答，非是王溟所请托而后行。
堂高则陛高，诸公卿者，所以尊天子的原因。三司使主天下大计，在天子股肱之列，有罪，则陛下自行贬废，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投鼠忌器，正是在此。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之意，不可外示于人。
王溟租卢家宅子，每月付房钱一千，其时已迁于辰州通判，只是暂时借住，当时王溟为本县守官，卢家不愿收钱，王溟尚不肯，只因王砺奏，于是捉卢士伦入狱，至有虚招（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岂可因一两千钱，便使员外郎请托此事？因停止追官，或与罚铜监当，省得外边怨说，又避免本人频来诉冤昭雪，烦恼朝廷。
陈荣古裁定桥事，说案账上说所损船只五十只，多是因风吹拂，船夫驾驭不当，以至船撞到桥墩上磕撞致损。只有五只乃是桥而致损，可移桥时称人命及陷没财物事，都是虚诳之言。所以荣丁定夺，不得移桥。今王砺所奏移回原处，一违先朝诏命，二新桥始建月余，还没有修好，便闻损却舟船，撞折桥柱，及水势稍恶重载船过往更不易。
慎越是三司判官，移桥公事本属其主管，王砺重新定夺，也派人再次探问当移不当移，并无情弊之举。
王砺与王尧臣虽是同宗弟子，素不相喜，因此定夺，诬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尧臣所举，必有奸谋。事实别无情弊，更无奸谋，不值得。王砺亲自守定此事，当以实闻，以免风闻之失。
这件公案是当不当移桥，但在这时代，桥虽方便过往行人，然而一建，船只必然产生诸多不便。后世的船还往桥上撞呢，况且这时代的帆船。拆有拆的理由，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可在双方的推动下，这件公案又达到一个高峰。范仲淹说话还算含蓄的，也不当说，值得吗？并且赵祯也从之，准了范仲淹的奏折。
范仲淹说了这么多，有的地方刻决歪解，争的仅是一个私罪。公罪是办事不力导致失误，责不重，也不失其德。私罪便是官员存私心，为人情，或受贿，或其他故，判罚不公，应重处，并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后，以后仕途也会受阻。
既然从之，也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不就是判罚几斤铜吗？值多少钱。
可是有一个王砺在里面，欧阳修能不能放过去？其实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不仅开党争之端，而且其人几乎走火入魔……
第五百一十六章 问边
王拱辰是偷机分子，看到范仲淹种种做法，隐隐感到不妙，立即撤退。但他不象郑朗，自始至终不参与，开始参与了，还一道倒夏竦，欧阳修生气，多次说他是小人，奸邪。
他们的妻子是薛奎的女儿，鼎鼎大名的薛出油，都是敢作敢为的性格，颇类似于崔娴，不但敢做敢为，出嫁相夫教子，是贤妻良母，亲情便淡了一份。
欧阳修妻子还好一点，王拱辰妻子薛小五更厉害，不然不可能将王拱辰从姐夫变成妹夫。看似联亲，这对联亲根本就没有起到亲戚的纽带作用。相反，更似仇人。
欧阳修大嘴巴将王拱辰逼到保守党一方，连带着两制分裂，互相对掐。赵祯也起到作用，两制乃是国家的重要监督机构，若是团结起来，天下乌鸦那成了一般范，如何了得。
本来吴育与王尧臣皆是君子党，中间插了一个御史台的王砺进去，性质变了味道。
欧阳修上奏王砺谤黜先朝圣政，不但是真宗亲谕，还是贤相王旦同意，才修此桥的。同意拆桥的开始是吴育等人，欧阳修自动忘记，人家是君子，怎么能说呢。所以吴育等人没有罪，王砺必须诛杀。
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二十万贯，买天下物业，至于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吕夷简再次被他指桑骂槐，而一代名臣，在西北战役维护国家经济立下大功的大孝子姚仲孙继奸吏后再泼一身黑墨。只有王尧臣在司，国家财用才没有大缺。王尧臣是有功劳，但两人换一换，王尧臣未必有姚仲孙做得好。南郊礼将近，在此窘迫之时，而能民不加赋，可谓能臣。王砺不恤朝廷事体，用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
虽台臣言事允许风闻，但王砺不当见慎越所派小吏没有武勇器仗，诬其有杀人之心。双方争执起来，产生矛盾，手下也起了口角，慎越手下的小吏说了几句不当的话，王砺调查，如实禀报，反而成了欧阳修罗列的罪证，说是王砺诬陷慎越。王砺有这个必要替吴育争吗？别忘记了，他可是王尧臣的亲爷爷！
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是其罪四。
四条大罪一列，于是罢王砺为御史，通判邓州。
王拱辰怎么想？
而且王砺乃是王尧臣的亲爷爷，有这样载赃嫁祸自家亲孙子的人吗？你害我没有关系，咱们仅是联亲，何至于让人家祖孙破离？这就是君子做的事？
虽让欧阳修得逞，但自此事发生以后，郑朗对欧阳修再无任何一点好感。
此事发生后，王尧臣失魂落魄，他不懂了，仅是一座桥，怎么就引出这么多事，又让他高龄祖父沦落到了邓州。
郑朗下早朝后，看到王尧臣的表情，对他低声说道：“君出自太原高门，其祖一门多人及第，几代良臣，是非公议，自有后人评之。”
王砺进士，次子王渎也是进士，王洙又是进士，王冲子王尧臣状元，但这一门荣光没有结束，王洙的儿子王钦臣也高中进士，王洙四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