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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一种形式，就是宋太宗与宋真宗的过渡。
宋真宗上位时，已经培养了十几年，宋太宗更是打磨了几十年，即便赵祯也在刘娥的皮鞭下，颤抖了十几年时光，因此他们即政，国家便能迅速进入正常轨道。
这中间就要先皇帝长寿。
作为私人角度来分析，赵祯长寿，有可能赵曙父子悲催，但对国家却是很有利的。
因此在永厚陵，郑朗为此刻意长淡。
高滔滔伸出雪白的小手，在帘后击掌，卿言忠矣。
彼时向赵祯进言高滔滔会不快，此时向儿子进言，高滔滔不喜欢吗？
这个心态尤为重要，长寿者心态多是好的，劝赵顼不用焦急。
赵顼苦笑：“郑公，我能不急吗？”
“无妨，难在前三年，三年过后，陛下大约可以坦然了。”说着与赵顼一起进入内殿。
还是谈如何变革，郑朗说道：“可以将司马光召进来。”
大约的知道，但真实的情况，郑朗仍然不知，他要看司马光那份厚厚的报表。
司马光带进来。
将报表从中书也拿了过来。
这份报表史上大约是遮掩过去，现在却几乎公开出来。当然，史上王安石远不及现在的郑朗，两相没有可比性。郑朗可以在报纸上向全国的百姓逼迫，你们想过好日子，必须做好准备，配合我，那怕自身暂时受到损失伤害。史上王安石敢不敢说？就是说了，也未必有多少人相信。
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因为必然是老师主持改革，司马光的报表做得十分详细。
郑朗拿起来翻阅，赵顼小心地说道：“郑公，问题严重啊。”
“陛下，既亏空了这么多，当然严重。”郑朗平静答道。
“郑公有寇相谢安风采。”赵顼也在看郑朗脸色，若郑朗色变，他心中底气也不会足，然郑朗脸色平静，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一小半。仅是一小半。郑朗又打开第二页与第三页，将它们摊在桌面上。
这两页讲的就是冗官现象。
钱花到哪里去了，司马光找原因，得找出来。冗官是重要一条，必须找得细致。居然找到宋真宗时代。宋真宗在与神仙对话时，为什么国家财政并没有败坏多少呢？
官员就是一个问题，祥符年间，国家文武官员仅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到了皇祐前后，国家内外官员一万七千三百余人。当时张方平还为此上过一奏，原先三朝旧兵只有八十九万人，其乡军义勇厢军还不在此数。庆历动兵后，诸路增禁军四十二万余人。当然，那时候郑朗已经着手在裁军了。这个数字乃是指庆历宋夏战争时最高的军队数字。又说在院使臣，景祐时约为四千余员，今六千五百余员。学士院两省以上官（不包括台谏，指决策机构的真正大佬）四十几人，今六十多人。景祐时京官不及二千人，今二千八百人。
当时张方平只是写奏折提议，并没有普查全国官员。郑朗主持国政，对官员碰得比较少，但开始控制下来。庞籍进一步的裁减，一度让官员控制在一百五千人左右。
随后庞籍下，官员又开始增加。这不仅是韩琦的错了，陈执中、文彦博、富弼与韩琦皆有错。到了庞籍二度为相时，节裁官员，天下汹汹，好不容易将一万七千余官员裁至一万六千人不足。
正是因为这些措施，让河工顺利在赵祯去世前得以成功。
“醇之是一名良吏啊。”赵顼说道，但没有多少欣喜，就是良吏也死了，并且下面的问题更严重。庞籍离开朝堂后，官员数量控制不住。治平初年京官达到三千余人，全国官员达到两万四千人。治平末年，也就是今年春天，全国官员一度达到两万五千多人，京官达到四千人。
宋朝养一名官员不容易的，平均起来一年得用两千缗钱，这中间还不包括各种赏赐与职田等额外收入。增加了一万名官员，一千多万缗钱没有了。
厚厚的报表，每一张都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头痛。
不仅正式的差官，还有许多职官，张方平写那份奏折时，说国家三员阙一，也就是一名差职，三个实职官眼巴巴地在看着。那时写得有些夸张，如今真正三员阙一，甚至远远不止。
不但官员，下面还有许多小吏，因为免役法，这些吏也转化为国家公务员。彼时是好的，可因免役法破坏，此时却成了严重的弊病之一。仅是一个官员，几千万缗就多用了下去。
“韩公误先帝啊。”赵顼站起来踱来踱去。
他是一个讲良心的人，韩琦若不是做得太过份，有两朝顾命之功，为何在史上却没有起用？
这个摊子实在太烂。
司马光则担心地说：“郑公，此项弊端革除时在万分小心。庆历新政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
“庆历时非是裁减冗员，多是排除异己，由是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乃是一人而行，非是所有士大夫配合之。”郑朗立即反驳道。他想了一想，又说道：“其实也非是没有前例可借鉴，咸平四年之举，便能借鉴。”
记得前世有人将各朝各代昏君排名，居然将宋真宗排在四大昏君行列。开始郑朗不懂，真相信了，为什么不用好寇准呢，为什么澶渊之盟呢，为什么亲近神仙呢。是昏君。
这时，不会这样想的。宋朝最安宁，危机最少的辰光不是在仁宗之时，就连自己的皇祐之治都不行，而是咸平之治。在李沆与吕蒙正等贤相的打理下，终于使北宋进入繁荣时代。
其中有一项举动，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五条经世之要道，其中有一条就是省冗员，宋真宗采纳，于咸平四年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一次性使全国减裁冗官冗吏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第二年五月仍嫌不足，进一步减河北冗官。最妙的是此次冗员虽引起骚动，但不大。
都认为宋真宗是平庸之君，一起疏忽，赵顼大喊道：“将真宗实录拿来。”
太监下去拿宋真宗实录。
忽然一个少妇从屏风后转了出来，徐徐施礼道：“郑公，谢过。”
司马光想逃，无他，乃是高滔滔也。
在宋朝凡事得有一个故事，也就是有一个前例，那么便可以当成法理。庆历新政那种排除异式的裁官肯定不行的，官员也不服。庞籍悲壮的力挽狂澜式裁官也不行。
若是能做到咸平四年的裁官程度，国家费用会下降很多。特别是当年吏仅是差遣，用度少，如今变成雇佣。裁下去变成纳税人，一进一出，就是一名小吏也能节给好几十缗钱。
郑朗想到让人不注意的宋真宗朝代，最少证明有心了。高滔滔也不想儿子继承一个烂透了的国家。听得激动，居然从屏风后转出。赵顼看司马光要逃，又将老妈推了回去。
郑朗倒不是很反对，如今赵顼太嫩，想一想，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主持这个国家，何其的艰难。高滔滔在幕后，未必没有好处。
这一天，又语到天黑，郑朗与司马光才离开内殿。
第二天，赵顼兴冲冲地将所有重臣召入垂拱殿议事。他亲自主持的。
冗官最头痛，但这次郑朗回来，首先碰的就是冗官与冗政。机会难得，一旦黑窟窿越来越小，再想解决冗官那是万万不可了。然后交给赵顼主持。一是躲在幕后，延长政治寿命，二就是富弼所言，不能谈钱，做皇帝的谈钱了，下面官吏便想办法鱼肉百姓，以多出财政为政绩，那么国家更乱。一开始解决的是冗政与冗官，是制度问题，不是讲钱，因此交给赵顼主持，矫正下面官员的印象，不让官吏投其所好，鱼肉百姓。
赵顼说道：“治平数年，父皇时常病重，不得不将政务交给两府，于是出现一些不好的弊端，产生眼下危机。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言路不畅。”
吕诲说道：“言路不畅，乃是中书欲所欲为，奸邪当朝，臣请将欧阳修贬放外州，以免再次贻害朝纲。”
邵亢站了出来，说道：“陛下，臣以为五相贬放，再追究过去的事，有违先帝圣名，国家虽有危机，当竭力解决国家弊端，不能反复再追究治平过错。”
再说下去，欧阳修有错，但迟早会攀到赵曙身上。
郑朗得到高滔滔母子重视，在永厚陵郑朗说过一段话：“陛下，两朝更替，权臣当道，陛下若稳定朝堂，必用一些东宫旧人，如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等，这些人虽无高见，但可以保证对陛下的忠心。”
数人当中，罕有能人。
可这个能人少的，大多数臣子依然是平庸的臣子。用这些人，不一定要他们有多少改革图新的作用，乃是拱卫赵顼的皇权。
还有一层隐晦的用意，郑朗上位后，必然提拨一些大臣上来。若没有这些东宫旧人在朝堂，必引起一些人说闲话。考虑得如此善解人心，再反观韩琦的逆亡顺昌，高滔滔如何不开心？
这些人当中，有的人还是赞成濮仪的，例如孙固，还有邵亢。赵顼隐隐排斥濮仪，言臣秋后算账，不好说濮仪，便说邵亢在赵曙病危时，又尝建垂帘之议，也就是让曹太后垂帘听政。邵亢自辨俺没有，但感到不妙，在王陶弹劾吴奎时，邵亢判节，攻击吴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又力撼韩琦。因此此次得以进入西府。
因为郑朗建议，言臣复振，再次盯着邵亢，于是邵亢借机向欧阳修伸出橄榄枝。莫要奇怪，政治乃是最黑暗的，庙堂更是黑暗的深渊，彼此之间纵横捭阖，颇为正常。
赵顼说道：“两卿莫争，朕今天将诸卿找来，乃为国家正事，非是来听诸卿争执的。”
不能吵，这一吵又没完没了。
两人平息不言，赵顼又道：“言路不畅，是其中的原因。故朕复振台谏。”
吕大防等言臣举起牙笏说道：“陛下英明也。”
有的言臣想想几年前悲催的言臣生涯，都想要哭了。
但他们不知道，言臣复振，仅是此次官员改制的一部分。
郑朗在胡思乱想，想到后世种种制度，什么立宪制，议会制或者平均制，在宋朝根本不能实现。不是中国就实现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民主制度，但无论谁来穿越，都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此人是君王，真实现了，国家会立即崩溃。能实现，最少在一个十分完善的制度下，科技力大肆发展两三百年后，才能真正实现。一时一世则是休想。
思来覆去，最终所做的，便是将封建制度完善与改良。什么民主制之类后世的制度统统见鬼去吧。
今天赵顼要说的，便是改良的一部分。
宋朝官员有许多问题，机构重叠，无定员无专职，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与官员，二是在其官不领其职。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在一片反对声中，没有敢动，只要将各个机构恢复职能就满意了。赵顼隐隐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元丰三年，进行了改制，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元丰改制。是省了一些钱，可行政效率不但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拉，实际省的钱远不如冗政所带来的浪费。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制。
郑朗没有采纳，改一个官名做什么，主要还是服务于政令，使政令畅通，提高办事效率。
第一步改革便直接针对了冗政而来。
但在说改制之前，则是先说另一件事，赵顼继续道：“诸卿不用夸奖朕，说正事。想要言路畅通，恢复台谏功能还远远不足的。台谏就算朕使它员额满员，达到庆历颠峰，也不过三十几人。如何眼听天下事，耳闻天下事，做朕�